林白水二度日本留学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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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6月。

林白水（1874－1926），原名林万里，字少泉，号宣樊、退室学者、白话道人，福建闽侯（今福州）青圃村人。报界先驱。曾任养正书塾讲席。1901年任《杭州白话报》主笔。同年冬赴沪，与蔡元培等成立中国教育会，组织爱国学社。后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法科兼习新闻，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历任福建军政府法制局局长、北京大总统府秘书、众议院议员等职。1916年起从事新闻事业，创办北京《公言报》、《新社会日报》（后改《社会日报》）、上海《平和日报》等，1926年8月因在社论中屡次抨击军阀张宗昌，被张逮捕杀害。著有《剑绮缘》、《生春红室金石述记》、《各国宪法源泉》、《林白水先生遗集》。

陈叔通的个人生平

1926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及“狗肉将军”张宗昌以“通赤”罪名枪杀知名报人邵飘萍、林白水，两人之死相距不过百日，某报遂以“萍水相逢百日间”相吊唁，一时反响激烈。

林白水原名林獬，因发表文章均署“白水”，人忘其名而直呼“林白水”。林为福建侯官人（今福州），少时才气纵横，曾相继创办《杭州白话报》、《中国白话报》、《社会日报》等，均风行一时。

林白水有句名言，曰：“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这也是他一生事业的座右铭。1904年11月，此时正值日俄战争期间，但清廷仍为慈禧太后七十寿辰而大肆庆贺。愤然之下，林白水写下一副对联，一时广为传诵：

“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

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海，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每逢万寿必无疆！”

此联可谓字字辛辣、句句见血，时人为之拍案叫绝。直奉战争期间，有职无权的大总统徐世昌游离于直奉之间，林白水作诗讽刺：“兵锋已及长辛店，祸水终弥水竹村（徐世昌诗文署名“水竹村人”）”。未几，徐世昌果然被逼去职，林白水一诗被传为妖谶。

林白水的文章一向以犀利与讽刺闻名，读者看了固然痛快，但被讥讽的人就未必了。所谓“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终于有次得罪了张宗昌，误了卿家性命。张宗昌极厌恶新闻记者，但他对舆论颇为注意。据说，1925年夏张宗昌率部驻扎南京时，某日与张学良及原浙江督军卢永祥之子卢筱嘉闲谈，时有卫兵持名片入，报称某王姓记者请见。张宗昌看后皱皱眉头，作“切了”状。片刻后，卫兵进来报告：“那记者已被枪毙。”卢听后大惊：“为何要杀此记者？”张答：“我看那记者名片上光头衔就列了十几条，一看就是招摇撞骗之人，杀了也好。”

无名记者被杀事尚待考证，但张宗昌擅杀林白水却是千真万确。林白水的被杀，原因是他在《社会日报》上发了一篇《官僚之运气》的讽刺文章，其中说：“狗有狗运，猪有猪运，督办亦有督办运，苟运气未到，不怕你有大来头，终难如愿也。某君者，人皆号之为某军阀之‘肾囊’，因其终日系在某军阀之裤下，亦步亦趋，不离冕刻，有类于肾囊之累赘，终日悬于腿间也。此君热心做官，热心刮地皮，因是有口皆碑，而此次既不能得优缺总长，乃并一优缺督办亦不可得?甚矣运气之不能不讲。”此文被讽刺的主角乃张宗昌督署总参议潘复，因为潘复字“馨航”，其音与“肾囊”音近，而总参议本是智囊，如今却变成了“随人不离之肾囊”（即睾丸），是谓“累坠徒招人厌也”。另外，张宗昌所部因行军奇快，人又送绰号“长腿将军”，如今“长腿与肾囊”正好相得益彰，不免让人联想。文章见报后，众人提及潘复时，都不说“馨航”而戏称“肾囊”，潘复受此奇耻大辱，恨得牙齿格崩响，杀心顿起。

林的文章下半部分涉及张宗昌聚赌之事，这下“肾囊”先生找到把柄，随后拿着报纸找张宗昌并添油加醋诋毁一番，意在借张之手杀了林白水。张宗昌听后拍案怒喝：“吾必杀之！”潘怕他还不够坚决，又谗称林某所办《社会日报》乃宣传共产主义，不去之必有后祸。张宗昌和张作霖一样仇视共产主义，曾把其统治称作“木棍子打人”，而共产主义比作“铁棍子打人”，“肾囊”此语，可谓触及要害。

张宗昌听后，当即下令抓捕林白水。当晚，林白水刚从海军俱乐部宴会回家，正在烟榻上构思社论，忽听到外面砸门声，开门后见便衣二人，正愕然间，便衣问：“你可是林白水？”林尚不知大祸临头，问：“何事？”便衣说：“司令请你谈话，跟我们走吧！”

林白水办报常受警厅拘传，家人习以为常，只是这晚听到“司令”二字，才知事态严重。时人刘以芬在《民国政史拾遗》中称，林白水被捕后，有同乡李律阁为张宗昌之赌桌好友，他受林家所托，前去找张宗昌说情。张宗昌一见李即问：“你深夜来此，可是为了林白水？”李说：“是，不知他为何开罪大帅？”张说：“我与他倒没有什么仇怨，但听说他宣传共产主义，我必杀之。”李问：“大帅如何知道？”张说：“他办《社会日报》，不是共产主义是什么？”李曰：“倘若如此，我也想杀了他。但这次实属冤枉，他以‘社会’二字为报名，乃是想表明为社会服务之意，与共产主义实毫不相涉。”张说：“你说的倒也不错，可以放了他。”于是李律阁请张宗昌下手令，张说：“你代书，我盖印。”

李律阁大喜过望，以为林白水幸免一难，不料张宗昌的手谕到宪兵司令部后，林白水竟已被枪决。原来，潘复得知李律阁前去见张宗昌后，知道他来为林白水求情，于是急忙打电话给宪兵司令王琦，催促他立刻解决，结果林白水就这样丧命了。被杀前，自知凶多吉少的林白水于凌晨写下遗嘱：“我绝命在顷刻，家中事一时无从说起，只好听之！爱女好好读书，以后择婿，须格外慎重；可电知陆儿回家照应。小林、宝玉和气过日。所有难决之事，请莪孙、淮生、律阁、秋岳诸友帮忙。我生平不做亏心事，天应佑我家人也。”一代报人，就此亡之。

文字狱古而有之，但在新闻还算自由的北洋时期，却有两位名记者在百日之内遭无故枪杀，足见军阀之凶焰。民国元年，戴季陶因反对屈辱借款而在《民权报》上发泄愤之文，曰：“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

简简单单十六字，竟有四个“杀”字，可谓杀气腾腾。戴季陶后被租界当局以“鼓吹杀人、任意毁谤”而拘捕，但令人惊奇的是，当时的内阁总理、也是被骂之人唐绍仪却亲自为其说情，理由是“言论自由，约法保障”，而挨了骂的大总统袁世凯既未吭声，也未加追究。殊不知，民国不过十余年，军阀已堕落成土霸王，可谓一代不如一代。

辛亥革命前

陈叔通幼承家学，对诗词古文均有很深造诣。26岁时（1902年）中举人，次年中进士，并朝考中试，授翰林院编修。1904年，陈叔通东渡日本，入法政大学学习，希望能从明治维新的经验中得到借鉴，以寻求救国的良策。1906年毕业回国，一年后任宪政调查局会办，1910年任清政府资政院民选议员。他热心社会改革，提倡妇女解放，是杭州女学校和著名的私立安定中学的发起人之一，又是杭州《白话报》的创始人之曾编写出版《政治学》和《法学通论》两书。

辛亥革命，民国成立

辛亥革命，民国成立，陈叔通由浙江省推选为第一届国会议员，还担任了《北京日报》经理，希望对国事有所贡献。但是，袁世凯攫取了革命果实，解散国会，阴谋复辟帝制。叔老参加了由梁启超、蔡锷等发动的反袁斗争并辞去《北京日报》经理。1915年8月，他应张菊生（张元济）之邀，离京南下，进商务印书馆工作，同时在上海建立了反袁联络点。

同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起义讨袁，梁启超赴粤桂间进行策动。起初，西南各省军政要人大都持观望态度，护国军进展不甚顺利。当时，江苏督办冯国漳是一个关键人物，他的秘书长胡嗣瑷与叔老交谊很深。叔老通过胡的关系借得冯的“华密”电报本，通电西南各省发动反袁。各省要人得到“华密”电报都以为冯国璋已作内应，故先后响应，宣告独立，护国运动在各地蓬勃兴起。袁世凯见大势已去，被迫于1916年3月宣布取消帝制，至6月，忧急身死。

商务印书馆是我国当时最大的一家出版机构，设有编辑、印刷、发行三所，在国内各重要城市和香港、新加坡等地设有分馆，组成了庞大的推销网。叔老进馆后发现，三所各自为政，缺乏协调，因此建议，在三所之上成立一个总务处，作为馆内最高行政决策机构，以便统一领导。董事会采纳了这个建议并请他担任处长。他在任职期内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一套科学化的管理制度，商务印书馆出书的速度、质量以及推销服务等方面，都居于国内同行业的领先地位，为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后来，陈叔通应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揆初的邀请，担任该行驻行常务董事。他工作认真，处事严谨，在社会上卓有信誉。

陈叔通1915年从事工商金融事业，立志不与官僚政客为伍，对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一切邀请均予拒绝。他在游严子陵钓台时赋诗道，“附凤攀龙徒取辱，何如大泽一羊裘。”正因为不愿“附凤攀龙”，他把寓所命名为“有所不为斋”。但他无时无刻不记挂着国家的安危，人民的疾苦。

在军阀混战、遍地干戈的年代，他忧时伤怀，时思救国匡时之道。他平时生活中十分喜爱梅花，称赞它“品格最高，能耐寒，有骨气”。他搜求名人画梅真迹百幅，把书斋命名为“百梅书屋”，借以表达自己的节操。

“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寇侵占了东北三省。淞沪抗战爆发，陈叔通积极参加了募捐劳军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年叔老已61岁。他在诗中写道：“弥天兵气今方始，危涕沾襟万骨尘。”他在迟暮之年，遭受河山破碎之痛，心境悲苦万分。他热切期望国共合作，共御强敌。针对国民党主要当权者不肯放弃反共方针，一再贻误战机的行为，在《卢沟桥行》一诗中，他发出“一误再误唯尔辜，尔辜尔辜万夫指”的愤怒谴责。

那时，上海的环境十分险恶，陈叔通闭门谢客，不顾敌伪的多次威逼，坚决拒绝担任伪职。他在给友人的诗中表示，要“相期珍重到晚节”。

日寇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陈叔通喜而不寐。但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和独裁统治，早已深恶痛绝，在狂喜之余对国家前途怀有深深的忧虑。当时有人邀他出来作官，他复信答道：“弟于党治之下，誓不出而任事。”

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思索，陈叔通老认清只有中国***才是中华民族光明与希望的所在。就在国民党当局无视全国人民饱受长期战争的苦难和渴望和平安定的强烈愿望，蓄意挑起全面内战的严重时刻，不甘“忍视神州随劫尽”的陈叔通，终于以古稀高龄挺身而出，响应中国***的号召，投入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洪流之中。

陈叔通参加了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的筹备工作，积极投入爱国民主运动，经常在有关会议上发表精辟见解，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1947年—1949年期间

1947年5月，上海学生进行反内战的宣传示威，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逮捕了大批学生。陈叔通立即联合张菊生、唐蔚芝、李拔可、叶揆初、张国淦、胡藻青、项兰生、钱自严、陈仲恕等老人共同具名，分函吴国桢（上海市长）、宣铁吾（上海警备司令），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这就是当时盛传的“十老上书”。国民党当局迫于舆论，不得不将被捕学生释放。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迅速扩大到国统区六十多个城市。这年暑假，国民党当局强迫各校解聘了进步教授三十多人。陈叔通知道后，商请张菊生援助，由商务印书馆以资助文化团体的名义，拨出一笔经费，资助这些教授。

1947年夏，国民党政府发布所谓“勘乱总动员令”，加紧对国统区***人和革命人民的镇压，10月，又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当时在上海的一部份民主人士被迫转入地下或撤离。与陈叔通有深厚交谊的马叙伦也离沪赴港。陈叔通则留在上海，坚持斗争，还经常把上海的反蒋斗争情况以及他对各种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写在秘密信函中，带往香港，与中共保持密切联系。

面对白色恐怖，陈叔通对个人安危处之泰然。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托人转告他说：“我已两次把你的大名从共党嫌疑分子名单上勾了去，今后你若再要活动，我就无能为力了！”他一笑置之，请人转告陈布雷：“我也劝你早日洗手，弃暗投明。”面对经济崩溃、军事节节失利的局面，国民党当局为赢得喘息之机，于1948年夏发动和谈攻势，鼓动上海一些御用文人政客，策划“千人通电”，企图玩弄所谓国共谈判的把戏。有人要求陈叔通在“千人通电”上签名，他严辞拒绝。在给友人的信中他指出：“此次是革命，且希望彻底革命”，“我们要与友方（指***）配合”，“无友方，即无今日之我们，亦无他日之我们”，表示了坚定不移的立场。由于各方面民主力量的共同抵制，所谓“千人通电”运动宣告破产。

陈叔通拥护中共中央在1948年提出的召开新政协会议的“五一”号召，积极提出了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建议。在中共的安排下，他于1949年1月潜离上海，经香港，于3月到达北平，受到中共***的热烈欢迎和亲切会见。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以后，陈叔通同上海其他民主人士一起从北平回到上海，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起成立工商界劳军分会，慰劳解放军。

1949年6月，他在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被推为副主任。9月，他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接着出席了开国大典。古稀老人，欣逢盛世，他以无比喜悦的心情高歌言志：“七十三前不计年，我犹未冠志腾骞。溯从解放更生日，始见辉煌革命天。”

新中国成立以后

新中国成立以后，陈叔通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他还曾担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远涉重洋，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和世界和平理事会。

受中国***的委托，从1951年10月开始，陈叔通主持工商界全国性组织的筹建工作。1953年10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陈叔通被推选为主任委员。他紧紧依靠***的领导，团结广大工商界人士，听毛主席话，跟***走，推动全国私营工商业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在中国***的领导下，我国以和平方式胜利地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原工商业者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陈叔通躬与此事，殚精竭虑，投入晚年的全部精力，做出了突出贡献，得到中共领导同志的称赞，也受到工商界同志的尊敬和深切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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