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社会究竟是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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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爷政治”

幕友，又称幕客、幕宾、幕僚，俗称师爷，在古代即协助中央或地方官员进行政策谋划、开展调查研究、做好联系接待、办理文书庶务甚至教育干部子弟的人员。可见，幕友之所以为幕友，就在于他们多隐伏于幕后。于官场中，其充其量是官员的助手、参谋及办事员，未经领导授权，手上并没有丝毫权力。然而，在高度集权、讲求人治的传统社会，基于地位、身份、权力运作机制等诸因素，幕友们往往可以共享高官的权势，进入前台，赤膊上阵，充当“权力倒爷”或“二掌柜”的角色。这实与当下的“秘书政治”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姑且称之为“师爷政治”。

古代的“师爷政治”，特色大致有五：其一，师爷参与具体政务，代行官员权力，实为主子的化身或代言人；其二，师爷涉及权钱交易，与官员结成利益共同体，实为主子的经纪人或利益代理人；其三，师爷实乃官场升迁之终南捷径，不少师爷借助曾为高官出谋划策，博取赏识，从而凭此进军仕途，占据要位，与主子遥相呼应，拓展政治版图，形成派系；其四，师爷群体往往掌握海量的政治、经济及社会资源，且行事灵活，通常不受官场规则束缚，故他们可利用手中所控之公权力与话语权，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其五，师爷与官员之间的职责界限模糊不清，因此对于师爷所作所为，缺乏有效的监管，于是同僚往往秉着“打狗须看主人”的态度，对师爷越权干政之举，不愿管，也不敢管。

很明显，“师爷政治”乃传统政治体制之薄弱环节，这也恰是历代读书人趋之若鹜的要因所在。秦汉时期的尚书台，从一个纯粹办理文书的秘书机构，演变成南北朝权力过大、尾大不掉的尚书省，其间兴风作浪、把持大权的，便是一个个手握笔杆的师爷们。之后的皇帝们，不断变更机构，屡次倒腾，整饬“师爷政治”，然而皆治得了一时，摆不平一世，最终其依旧做大。时值清代，“师爷政治”之火爆，不仅未输于前朝，且呈全盛态势。清人邵晋涵曾云：“今之吏治三种人为之，官拥虚名而已。三种人者，幕宾、书吏、长随也。”诸如高士奇、张廷玉、毕沅、左宗棠、薛福成等高官宠臣，要么直接为皇帝服务，要么为地方督抚参谋，都由师爷之路径衣紫腰黄，青云直上。

因此一把手位置越高，权力越大，距中枢越近，则其幕友参与政务、共享权势、影响政局的机会自然越大。身为权倾咸丰一朝的重臣，肃顺“轻满员”，唯独“雅重汉人名流”，故“一时名士,咸从之游”。其周边便围绕着一干汉族“大秘”,时人将核心成员称为“肃门六子”。

清末的形势究竟朝共和还是立宪发展，并非为革命党和立宪派所左右，最终取决于统治者的意志。1901年之后，清廷选择的是新政。辛亥前十年，新政搞得轰轰烈烈，社会方方面面都发生巨变。新政是一种改革，但改革是一把双刃剑，改革不是革命的替代物，就是革命的诱导剂。改革如果迅速彻底，新政将替代革命，假如半途而废，那么将诱发革命。因为新政是现代化的大变迁，是前所未有的资源再分配过程。不仅社会资源，而且政治资源，都在新政之中面临着重新布局和再分配。

各种力量在新政中迅速崛起，从袁世凯的北洋实力派到各省的地方绅士，还有民间的激进势力，到1907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之后，形成了一个参与爆炸的热烈局面。参与爆炸最容易引发革命，在这个时候需要迅速建立一个能够容纳政治洪水的池子，疏导各种力量到议会里面去和平竞争，宪政本来就是这样一个池子，一个消弭革命的安全阀。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也是动乱四起，民权运动、武士叛乱、地方民变风起云涌。

明治***通过颁布宪法，召集国会，将各种政治势力导入国会，及时稳定了局面。明治宪法虽然实现的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宪政，却有效地避免了革命。

与此相比较，晚清新政并非一场政治改革，而只是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非政治的“合理化”改革，新政让整个社会结构变得适合现代化的发展，使国家管理开始理性化，服从工具理性的效率法则。新政造就了三股新的政治力量，第一是潜伏于体制外面的民间革命势力，第二是体制边缘的各省士大夫精英，第三是体制内部的北洋实力派。他们在新政中成长壮大，野心勃勃地要从边缘走向中心，过问国事。然而，新政将这些魔鬼从旧体制的瓶子中释放出来，却无力造就一个新体制，将膨胀的三股新势力收入宪政的池子。

于是新政不仅没有代替革命，反而成为致命的催化剂。

周锡瑞对辛亥革命的经典性研究表明，晚清新政只是属于上流社会的变革，精英阶层在新政中拿足了好处，利益大大扩张，但新政带来的苛捐杂税和通货膨胀，却要让底层社会来承担，广大民众成为改革的牺牲品，他们普遍地对新政不满，舆论抱怨，民变四起。民众对新政的反对，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情绪，让民间的革命力量悄悄酝酿发展。

新政虽然让上层精英在资源和财富的再分配中捞足了好处，但也激发起他们保住和扩张财富的更大欲望，经济上的欲望最终也转化为政治上的参与要求。新政是最好的政治参与动员。

在舆论的压力之下，清廷从1906年开始筹备立宪，并在1909年通过选举产生了各省咨议局。有了咨议局，地方士绅们的政治参与得以组织化，他们在体制边缘形成了一股正式的、合法的政治力量。得陇望蜀的士大夫们胃口大增，不满清廷九年后立宪的远期承诺，发起三次请愿运动，要求立即召开国会。托克维尔在分析法国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时指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人们耐心地忍受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被革命摧毁的政府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要好，一旦开始变革，苦难就开始变得不可忍受。对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辛亥前十年的历史同样印证了托克维尔这一睿智的观察。

推动革命的第三股力量是体制内部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北洋势力是新政的推动者，也是在新政中获得最大好处的既得利益集团，到了清朝的最后十年，他们在权力中心日益坐大，掌控了国家军事、经济命脉，尾大不掉，成为清廷担惊受怕的异族势力。当慈禧太后驾崩，小皇帝溥仪即位，清廷第一件事即将袁世凯打入冷宫，“回籍养疴”在中国政治传统中，皇帝从来都不是万世一系，手握重兵的草莽英雄都有窥觑皇位之野心，只要时机成熟，便可取而代之。羽毛渐丰的袁世凯与深受忠君思想熏陶的理学大儒曾国藩不同，虽然身处乡野，却时刻窥探着局势变幻，准备出山，借势篡位。

清末朝廷迫于形势实行新政，结果令其始料不及，被新政释放出来的三股势力，分别潜伏在民间乡野、体制边缘和权力中心，成为强大的政治参与力量，纷纷跃跃欲试，试图分享政权。在“参与爆炸”的历史关头，倘若统治者明智且有魄力，当顺应时势，通过立宪，将新政所释放的动力，引入宪政的池子，让它们到国会里面去相互争斗，从而以制度转型的方式保持秩序的稳定。

然而，气数己尽的清朝最后一代统治者，敢于搞新政，却没有勇气开放政权，面对日益高涨的参政压力，最后来了个倒行逆施，推出了一个皇族内阁以垄断权力。这一下激怒了所有被动员起来的政治力量，不说民间的反满势力，即便是温和的士绅阶级和权力中心的北洋势力，也从此胸怀异心，谋求突变。正如亨廷顿所说：“革命必定意味着许多集团都对现存秩序怀有不满情绪。革命是社会‘多方面功能失调’的产物。”当被排斥在政治之外的社会势力渴望参与政治，而现存制度又没有能力为他们进入权力中心提供渠道的时候，革命就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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