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学史纲要的《汉文学史纲要》名称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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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学史纲要》系鲁迅先生1926年在厦门大学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编写的讲义，分篇陆续刻印，书名刻于每页中缝，前三篇为“中国文学史略”（或简称“文学史”），第四至第十篇均为“汉文学史纲要”。1938年编入《鲁迅全集》首次正式出版时，取用后者为书名，此后各版均同。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9卷

作为我国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先生对我国的古典文学也有着极其深入系统的研究和独特的观点，他曾经计划写作《中国文学史》，可惜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实现，留下来的只有这本《汉文学史纲要》。该书原系鲁迅于1923年厦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编写的讲义，题为《中国文学史略》；次年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授同一课程时又曾使用，改题《古代汉文学史纲要》。在作者生前未正式出版，1938年编入《鲁迅全集》时改用此名。该书虽然只写到西汉两司马，但在这短短的十节讲义中，无论在选材、体例和观点上，都写出了自己的特色，因此在我国文学史研究领域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同时收入的还有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此外，鲁迅其他有关古典文学研究的短文作为附录列于书后。本次出版，还配以精美插图约100幅，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大师经典的精髓。 汉文学史纲要

第一篇　自文字至文章

第二篇　《书》与《诗》

第三篇　老庄

第四篇　屈原及宋玉

第五篇李斯

第六篇　汉宫之楚声

第七篇　贾谊与晁错

第八篇　藩国之文术

第九篇　武帝时文术之盛

第十篇　司马相如与司马迁

附录：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文学史是什么?

此书为杨公骥先生讲授先秦中国文学史的讲义，开始编写于1948年。这是最早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系统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著作。1951年写到第三稿，经中央教育部组织人力进行研究后，认为有以下优点：如“广泛地掌握资料”，“有创见，并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处理中国文学史上的某些问题”。至1957年写至第七稿时，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杨公骥先生的这本讲义不仅在观点上有创见，而且在体例上革故鼎新，另创格局。例如，在此之前，一般流行的中国文学史著是从来不研究所谓“原始文学”的，正是从杨公骥先生开始，才在讲义中把“中国原始文学”立为专编。

在“中国原始文学”专编中，首先探讨了诗（亦即文学）的起源，由起源论本质。依据中国的古文献，详述了诗歌、音乐、舞蹈之所以形成及其特征的由来。由《诗经》四言诗的二节拍和尾韵所具有的特征，论证出古代劳动时的往复动作的节奏和音响对诗歌的形成和样式的决定作用。并辩证地说明，正是诗节奏对诗语言的约束，才推动着人们对语言的提炼和修辞，从而促进形象思维和艺术语言的提高和发展。最后阐明原始诗歌在当时之所以具有巨大魅力，是由于人们的欲求、心理共鸣和条件反射所造成。以上论据为前人所未引，论点为前人所未言。

其次，对中国原始神话作了专章论述。首先使用钩沉索隐的辑佚法，从先秦两汉的现存所有文献中选出有关古代神话的只言片语，然后将之缀集成篇，加以口译。这样便整理出一些比较系统和相对完整的古代神话故事。据此，便可对中国原始神话的形成、特点、发展、传统进行深入研究，作出精辟分析。杨先生所用的辑佚缀集的方法以后曾被一些神话研究者所使用。

与当时流行的观念相反，杨先生十分重视宗教学和民俗学。因此在“中国原始文学”专编中设专章探讨原始宗教、咒语、祭歌的形成和特点，并阐明其社会意义和作用。进而分节论述了原始氏族社会时代祭社稷（土、谷）神的祭歌《载芟》、《良耜》，祭祖先神的祭歌《生民》和赞美英雄祖先的颂歌《公刘》和《緜》。上引五篇诗歌选自《诗经》。近代学者的传统看法，都认为《诗经》中的诗歌全部为周诗。但杨先生通过精细训诂和审慎考证，运用“自证法”证明这五篇诗歌乃是周族原始时代用于宗教祭祀的祭歌和赞颂诗。由于宗教本身具有顽固的保守性，所以被保留在古诗歌总集的《诗经》中。杨先生的考证和论断，已被许多学者承认、袭用。

在讲义中，杨先生设“殷商文学”专编，分章分节论述了殷商时代的文化、工艺、宗教、神话传说、音乐、舞蹈、祭歌（颂诗）、书诰散文以及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这是以往一般文学是所未涉及的。为了考索商代的音乐和舞蹈，除搜集文献记载外外，杨先生曾遍查各名家对殷墟甲骨文的考释，并从《殷墟文字》乙编的影印拓片中寻求有关史料，可见工程之巨。同时，由于近世许多学者认为所谓《商颂》不是作于商代，而是周时宋国大夫正考父所作，但却提不出确凿的证据，只能列举某些似是而非的疑点。杨先生为澄清此问题，作《<商颂>考》。文中不回避认为《商颂》作于周代的学者提出的主要证据，逐个根据可信史料作了辩驳。

在论“西周和春秋时代的文学”时，杨先生对周礼教的特征，周诗的结集、分类和四家诗说以及周诗的语言、表现手法与样式、艺术价值等问题，都作出了独到的精辟论述。众所周知，《诗经》中的“雅诗”自五四以来便被视为“庙堂文学”或“剥削阶级的反动庸俗文学”而受到轻视或忽视，这几乎已成为定论。但杨先生一反此说，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雅诗”本身的艺术价值，实事求是地对他的艺术成就和历史意义作出公允评价。在讲义中，杨先生重点分析了《诗经》诗三十四篇，其中“雅诗”就有十四篇，可见对“雅诗”的重视。杨先生突破了当时流行的“左”的狭隘的文学理论，破除了以往传统对“雅诗”和“颂诗”的偏见。

在论“战国时代的文学”时，杨先生开设专章论列战国时在文化方面和艺术理论方面的辉煌成就，介绍儒家的“礼乐观”，并把公孙尼子的《乐记》作为我国最早的艺术理论和美学理论的萌芽加以具体分析和论述。第一次阐明《乐记》中的“朴素唯物论的命题”和“辩证因素”，并指出它的历史价值。其次，杨先生设立专章分别探讨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从艺术角度，也就是以文学形象性的有无和大小为标准，来探讨先秦诸子的著作。于是在《论语》、《墨子》、《孟子》、《庄子》等书中摘选某些段落作为古代抒情散文来分析研究，从而将先秦哲学家或政论家的生活态度、真情实感、性格化的语言都生动的呈现出来。同样角度，从《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史书中，遴选出某些具有形象化人物、性格化语言、反映历史事件的篇章，作为文学叙事文和传说故事来分析论述，这样就开拓了文学史的研究范围。并据此使人认识到先秦文学对后世文学的奠基意义。关于古代寓言，以往大多把它当做论说文的比喻性例证或散文中的小故事来看待，并不作专门研究。但杨先生却将它视为一种特殊样式的文学，开设“战国寓言文学”专章来研究，详论寓言文学的起源、演变、文体特征、表现手法和语言形式的特殊性，并说明它和哲学、逻辑学、政论的关系以及其社会作用，这是以往一般文学史所没有的。

1958年完成的论文《楚的神话、历史、社会性质和屈原的生平》作为附录收入1980年版《中国文学》（第一分册）。多年来，屈原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被评述。杨先生在此文中认为这种观点是在用“极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观点来研究屈原，既不符合历史实情，又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因为“在战国时代，民族尚未形成，所谓七国并峙只不过是我国内部一定历史阶段的封建诸侯的割据状态而已。历史证明，七国的人民都是以后构成我国民族的来源，七国的领土都是以后我国民族的生活领域，战国时人民虽然处于不同的诸侯统治之下，但在经济生活上、社会伦理上、语言文字上、文化传统上、心理素质上彼此是相同的。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著作和屈原的作品都证实着这一点.。因此不能把战国时诸侯的封国当做今天意义上的国家来看待，诸侯之间的战争也不是今天意义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在文中杨先生通过史实反驳了唯心主义史学观，并对屈原的形象作了分析。 此书出版于1962年。所谓“唐代民歌”是杨先生在五十年代初从《敦煌缀琐》的“五言白话诗”中选出的，共选二十八篇。杨先生使用全部唐代文献为这些民歌作出考证和注释，由此勾索出府兵、贫雇农、逃户、地主、官吏、和尚、道士、商人、工匠、后娘、男女二流子各色人等的生活形象。如果根据内容考证年代，则最早的民歌作于唐高祖武德四年至九年（621-626年），有些篇作于太宗、高宗、武后时代，最晚是作于玄宗天宝中期 （750年前后）。时间跨度约为130年，显然非出一手。这些民歌（今查出托名王梵志）具有高度的文学价值、历史价值和民俗学价值。

关于“变文”，经多方考证，杨先生认为“变”(变相)乃是寺院的壁画或画卷，所谓“变文”就是图文，乃是解说“变”（图画）中情节或景物的说明文。“变文”之所以使用散文、韵文合组的形式，乃是对我国古代“传”（散文）“赞”（韵文）合组文体的承袭。杨先生除引汉刘向《列女图传赞》和武梁祠石刻作证外，还从敦煌变文本身找到众多例证。由此证明所谓“变”（图画）和“变文”（图文）乃是继承我国古代“图、传、赞”相结合的艺术形式发展而成。至今在国画上还书写散文的“序”，题韵文的“诗”，这是这一传统的余绪。 1980年写就的《评郭沫若先生的<奴隶制时代>》连续发表在《东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6期，1982年第1、2期。

杨公骥先生在文中对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把周代视为“奴隶制时代”的权威说法，进行了详细的有理有据的批评。他认为不能根据是否“杀人殉葬”，是否“用人为祭牲”、“杀人祭祀”，是否把人“当作牲畜来买卖屠杀”，是否“贩卖人口”、“人价低于马价”等现象作为区分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标准。他引述了马克思区分社会性质、划分历史分期的标准：在奴隶制社会，奴隶人身被占有，所以表面看来，奴隶的所有劳动，似乎都是“无偿劳动”，但实际是在“无偿劳动下掩盖着有偿劳动”，因为奴隶主为了使奴隶活下去从事再生产，就必须从奴隶的劳动“所得”中拨出一部分“偿还”给奴隶，作为生活资料。在封建社会，农奴从属于领主，在领主的田地上从事无偿劳动三天（即“公田”劳动），再在“分给他使用的田地上为自己劳动三天”（即“私田”劳动），所以农奴“劳动中的有偿部分和无偿部分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显然分开了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是作为“雇佣者”从事劳动，做一天给一天工资，“从表面看来，仿佛全部劳动都是有偿的劳动”，但实际上，“工人每天的劳动只有一部分是有偿的，而另一部分是无偿的。这无偿的剩余劳动构成了产生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基础。”天才的马克思极其明确地划分出三种不同社会经济性质的区别，也为历史分期提出了标准，所以恩格斯说：“现代资本家，也像奴隶主或剥削农奴劳动的封建主一样，是靠占有他人无偿劳动发财致富的，而所有这些剥削形式彼此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占有这种无偿劳动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杨公骥据此认为，只有根据剥削形式，也就是根据“占有无偿劳动的方式”的不同来区分社会经济的不同性质，来进行历史阶段分期，才是唯一科学的标准。如依此论断，则郭沫若先生所说的“占有一小片土地”的，“成家立业”的有自己生产资料的，有“家室”而“被束缚在土地上”的所谓“奴隶”，乃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谓的“封建农奴”。这一问题的讨论，不仅是关涉到中国上古史分期的争论，而且涉及到应该如何判断认识周代和先秦社会的性质问题，对先秦的经济史、政治史、哲学史、文学史、教育史、军事史、风俗史的评述等都有重大的影响。杨公骥有理有据的辩驳，是当时国内关于上古历史分期争论中很有分量的一家之言。但是要对郭沫若这样的权威进行挑战，即使论据再充分也是需要胆量的，不是一般人所能为。

杨公骥先生的批判文章，常常是文字老道、辛辣，好像有些给人不留情面。挑战权威，不仅需要学识，更需要大无畏的勇气。人们由此不难看出，杨公骥先生是一个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学者，在重大学术问题上他从来不盲从流俗，不迷信权威，他总是极为认真地分析研究别人的观点，然后才作出自己的判断。他每提出一个驳论性的观点，都要经过长期的思考和认真的研究，穷尽式地搜集资料，不只是搜集肯定自己观点的材料，更注意搜集否定自己观点的材料，通过客观的比对，然后才得出新的结论，所以他的文章总是有无可辩驳的学术力量。坚持追求学术真理，求实问是，敢为人先，这也是他多年来为学生所树立的榜样。

文学史

研究文学发展历史的科学。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同属文艺学的范畴。它们都以文学为研究对象，但研究的著眼点和侧重点有所不同，文学理论著重研究和探讨文学的基本原理和一般规律，文学批评著重研究和评价具体的文学现象(主要是同时代的作家作品)，文学史则著重研究文学发展的过程，总结文学发展的规律，其中包括阐述各种文学内容、文学形式、文学思潮、文学流派产生、发展和演化的历史。寻求它们前后相承相传、沿革嬗变的规律，揭示文学的发展与各种时代因素、社会因素(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宗教、道德、艺术等)的关系以及本民族文学的发展与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影响的关系，对各个时代的重要作家作品在文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出评述等等。研究文学史需要以一定的文学理论观点作为指导，也需要吸收历代的文学批评成果；同时，文学史研究中所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又可以丰富文学理论，并为文学批评提供借鉴，可见，文学史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它们是相互交叉关联而又相对独立的三门学科。

由於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以及不同时代、不同类别的文学各自有著不同的发展历史，所以文学史的研究和撰写通常都有一定的范围。根据这种范围 ，大致可将文学史著作分为以下四类：①是按地域、国家、民族编写的文学通史，如《欧洲文学史》、《中国文学史》、《汉文学史纲要》；②是在一国(或一个民族)文学史中又分历史时期的断代文学史，如《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③是在一国(或一个民族)文学史中又分不同类别的分类文学史，如《中国诗史》、《中国俗文学史》、《中国妇女文学史》；④是既断代又分类的文学史，如《晚清小说史》。

中国的文学史著作，肇始於清代末年，最早的两部是黄人(1857～1914)的《中国文学史》(国学扶轮社印行，无出版年月，当在1900年至1914年著者於苏州东吴大学执教期间)和林传甲(1877～1921)的《中国文学史》(武林谋新室出版，日本宏文堂印刷，1910年初版)。其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影响较大的文学史著作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1915年初版，原名《宋元戏曲考》)，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1918年初版)，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1920年初版，书名亦作《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1923年上卷初版，1924年下卷初版)，胡适的《白话文学史》(1928年初版)，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年初版)，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1941年上卷初版，1949年下卷初版)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新编、至今仍较通行的文学史著作，有王瑶著的《中国新文学史稿》(1951年初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文学史》(1962年初版)、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64年初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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