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学文化转向述评-文化转向名词解释

网上有关“翻译学文化转向述评|文化转向名词解释”话题很是火热，小编也是针对翻译学文化转向述评|文化转向名词解释寻找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分析，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摘 要：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多元系统论，使得翻译学从一个从属于语言学和比较文学的次学科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其研究视野也得到充分拓展，与社会、文化、历史、意识形态关联起来，并在90年正式形成翻译学的文化转向。本文简要评述了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并对其观点提出反思。

关键词：翻译 文化转向 巴斯内特 勒菲弗尔

纵观二十世纪的翻译学研究，可谓流派纷呈、百花齐放，各学派之间前后相继，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影响，这使得翻译学在最近的几十年时间里获得了蓬勃发展，越发确立了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翻译的文化转向，作为近年分贝最高的译学理论，首先由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和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于1990年明确提出。文化转向的翻译观给长期以来被语言学束缚的翻译学带来新的视野和突破。本文下面将就这一译学流派进行述评。

1 翻译学文化转向的历史渊源

在20世纪50、60年代，语言学翻译观在翻译研究中占了主导地位，翻译被视为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这类研究者试图用语言学理论（如语义学、符号学、语用学等）来构筑翻译学学科理论，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雅格布森、卡特福得、奈达和纽马克。然而这种语言学翻译观不能较好地解决翻译中遇到的社会、文化和历史问题，而且翻译受到不同文化在思维方式、民族心里、表达感情方式等方面差异的影响。（张静，李树春，2006：83）另外，语言学理论的运用，也没有使翻译研究取得像理学各学科和其他人文学科那样丰硕的成果。

从60年代开始，欧洲特别是英国的一些学者相继发表了一些研究阶级系统和重新审视文化内涵的文章和专著，这标志着文化学的兴起。（Bassnett & Lefevere：1998/2001：130）

到了70年代，以以色列学者佐哈尔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多元系统论，该学派认为“文学作品是社会、文化、文学和历史整体框架的组成部分”，“单个文本的孤立研究被置于文化和文学多系统中”（Munday，2001：109；111）。该观点已经突破传统的语言学翻译观，可以看作是文化转向的萌芽，尽管该观点仍旧没有完全摆脱语言学的束缚。后来，兰博特(Lambert)、雷恩(Robyns)认为翻译“less as an interlinguistic process and more as an intracultural activity”(Gentzler，1993：186)，玛丽?斯内尔霍恩比建议把文化而不是文本作为翻译的单位，把文化研究纳入到翻译理论的研究中来(188)。

1976年，在比利时勒芬召开的学术会议标志着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宣告成立。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继承和发展了多元系统论，在8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的从文化角度看待翻译的论文和专著，并于1990年，在其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正式提出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翻译的文化学派突破了语言学派专注于不同语言之间的对比、转换，而把翻译和社会、历史和文化联系起来。

2 主要代表人物、作品和观点

2.1 巴斯内特

苏珊?巴斯内特是英国沃里克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英国比较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是翻译学文化转向论的****。其代表作有《翻译研究》、《比较文学浅论》，以及与勒菲弗尔合编的《翻译、历史和文化》。

在1980年出版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2002第三修订版）一书中，巴斯内特指出翻译研究应该专注于从文化层面对翻译进行整体性思考，从而拉开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的序幕。巴斯内特关于文化转向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巴斯内特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传统的翻译学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语言内部，而巴斯内特认为，语言学只是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翻译史研究、翻译与译入语文化、翻译与诗学研究享有同样的重要性，也是翻译研究的基本范畴。

其次，界定了翻译文化学派的基本领域。巴斯奈特在《翻译研究》初版中就阐述了翻译文化学派的基木理念：关注文本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力图理解操纵文本的复杂过程是怎样发生的，是什么标准决定了译者采用的策略，文本可能以怎样的方式为目的语系统接受。正是这些理念使翻译研究开始从语言学机械的语言分析中解放出来，使翻译学科得到延伸，焕发出新的活力。

再次，促成了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在1990年正式明确提出翻译文化转向之后，巴斯内特又继续做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这引起了翻译界的巨大关注，众多学者加入其中。之后她又提出，翻译研究既利用语言学方法，又已经超越了语言学，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已经形成，现在已经开始出现“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Bassnett & Lefevere，1998/2001：123-139）。

2.2 勒菲弗尔

勒菲弗尔（1946-1966），原为比利时学者，后移民美国，任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德语系和比较文学系教授，国际著名论文家、比较文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他的观点和多元系统论以及操控学派有很强的联系（Munday，2001：127）。其著述颇丰，包括：《翻译、历史和文化：原始资料集》、《诗歌翻译：七种策略和一个蓝图》、《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明声的操纵》等。

勒菲弗尔最为主要的观点之一就是翻译是最为明显的一种改写形式（Lefevere，1992：9）。翻译在文学系统中要受到三种因素的影响：文学系统内的专业人士，如批评家、评论家、教师、翻译者自身等；文学系统外的赞助者，如当权人士、出版商、政党、学术期刊等等，他们的影响往往来自三个方面因素：经济、地位；主流诗学。（Munday，2001：128-129）.同时他认为，意识形态和诗学共同决定了翻译策略和解决翻译中具体问题的方法。（Lefevere，1992：41）

勒菲弗尔的另一个主要观点是文学是一个系统，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具有某些特征的成分。而文学系统仅仅是一个由许多系统组成的复杂系统中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称之为文化。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一个文化、一个社会，是文学系统存在的环境。文学系统和其他字系统都属于社会系统，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张静，李树春，2006：83）

3 对翻译学文化转向的反思

翻译学文化转向论无疑给近年的翻译研究带来了蓬勃生机。可以想象，没有文化转向论的兴起，翻译学很有可能还在语言学或比较文学的框架下徘徊，翻译学的研究成果也将寥寥无几，缺乏新意。然而，翻译学文化转向论也引起了不少争议和批评。

争论之一，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将遮蔽翻译的本体研究，导致学科界限模糊，有碍于翻译学科研究范式的建立。翻译学即是翻译学，文化学即是文化学，两者的共同点并不足以使其成为同一门学科。“文化学派没有客观、全面描述翻译的本质。其研究趋向引发了翻译研究多元性、混乱性和弥散性，淡化了翻译学建构的本体论范畴，没有找到和明确确立普遍的翻译原理，当然也无法描写和预测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中的各种现象”。（曾文雄，2006：92）我们并不否认从文化学角度来研究翻译会带来新的视野和成果，但若翻译过分向文化转向，会使刚从语言学和比较文学樊篱中逃逸出来的翻译学又一头扎进文化学的牢笼。

其次，近年来，文化转向的翻译研究，越来越多地将翻译和权利、意识形态、操控、霸权、女权和后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使得翻译过多地贴上了政治标签，这同样也削弱了对翻译的本体研究。

总之，在吸收文化转向长处的同时，我们要防止文化翻译对翻译研究的剥夺，导致翻译研究的终结，泛化翻译研究，使翻译研究浸没在文化研究、历史研究、意识形态的研究之中，而丧失翻译独立科学的本体。

参考文献：

［1］曾文雄.文化转向核心问题与出路［J］.外语学刊，2006，(2).

［2］张静，李树春.“文化转向”及其在翻译中的重要性［J］.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6，(4).

［3］Bassnett，Susan & Andre Lefevere. Constructing Cultures ［C］.Shanghai：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8/2001.

［4］Bassnett，Susan & Andre Lefevere. 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 ［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8/2001.

［5］Gentzler，Edw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M］.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3.

［6］Lefevere，André. Translating，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

［7］Munday，Jerem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M］. London：Routledge，2001.

胡玉坤.后殖民研究中的女权主义思潮 能不能帮我下载一下，我在家不能下！谢谢啦

文化研究可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前者以一切文化现象为对象；后者亦即文化批评则主要把文化研究的方法与旨趣引入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范式，与它相对的不是文学研究而是审美研究。事实上，文化批评恰恰极大地得益于文学批评“内部研究”中发展起来的语言学、符号学与叙述学这些被认为是“文学的本体批评”的分析工具与分析方法。文化批评与形式主义或审美研究的真正差别在于它们解读文本的方式、目的、旨趣不同，文化批评的目的主要是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以及文本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

关键词：文化研究；文化批评；文学的自主性；庸俗社会学

一、 文化批评的出现及其遭遇的质疑

在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的历史性时刻，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文学研究（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都面临深刻的转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的迅速兴起。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在上世纪80年代末、特别是90年代以降被陆续介绍到中国并被运用于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成为90年代社会-文化批评的主要话语资源之一。它一方面催生了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热潮，同时也对于传统的文学观念与文学研究方法产生了极大冲击，并引发了文化研究（批评）与文学研究（批评）之关系的重大论争。

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关系无疑是这场争论的焦点。对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持质疑或批判立场的人大多沿用原先由英美新批评派提出、后来流行于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二分法，认为文化研究是一种与“内部研究”相对的“外部研究”，甚至是庸俗社会学批评的回潮。他们认为，文化批评背离了文学的“审美”本质、甚至根本就离开了文学、与文学无关；也有人认为文化批评可以存在，却不能取代文学批评，尤其是不能取代文学的审美研究/内部研究。比如《南方文坛》1999年第4期上发表了“关于今日批评的答问”的长篇访谈，其中第一个问题即是“为什么当下的文学批评逐步转向文化批评？您认为文学批评还能否回到文学？”对于这个问题，相当多的学者把文化批评视作与“内部批评”相对的“外部批评”，或与审美批评相对的社会学批评，他们希望文学批评回到“文学”。

在对于文化批评的批评中，阎晶明与吴炫的观点是比较典型的。 阎晶明写道：“文学批评就这样被文化批评取代，成为无足轻重的唠叨陪客，对作家作品的具体阐释成为不入潮流和缺少思想锋芒的可怜行径。”作者呼吁：文学批评应当回到“自身”，回到“文本阐释”，“这是文学批评不做文学附庸、不被文化批评淹没的必经之路。”吴炫的文章列举了文化批评的“五大问题”，“五大问题”中首当其冲的即“当前文化批评对文学独立之现代化走向的消解”。在作者看来，“‘文学独立’不仅顺应了文化现代化的‘人的独立’之要求，成为‘人本’向‘文本’的逻辑延伸，体现出文化对文学的推动，而且也成为新文学告别‘文以载道’传统、寻求自己独立形态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应该理解为是对传统文学与文化关系的一种革命。尽管一百年，中国学人总是以西方独立的文学性质和形态为参照，或提出‘为艺术而艺术’、‘创作自由’的现代主张，或以‘文学主体论’、‘艺术形式本体论’等西方现代的文学独立观念为依托，从而暴露出艺术无力或文化错位问题，但这种努力本身，近则具有摆脱文学充当政治和文化的工具之现实意义，远则具有探讨中国文学独立的现代形态之积累的意义。”在作者看来，这样的文学现代性进程似乎被文化研究给阻扼了：“文化批评不仅已不再关注文学自身的问题，而且在不少学者那里，已经被真理在握地作为‘就是今天的文学批评’来对待了。”可见，文化批评是非现代的形态或反现代批评形态，因为它“不再关注文学自身的问题。”作者的逻辑在这里表现为：文学的现代性或现代化就是文学的自主性，违背它就是违抗现代性的合理历史进程。

撇开一些比较情绪化的言论不谈，更加具有学理性的问题也同时提了出来：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关系是什么？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转化是文学批评的转机还是文学批评的迷失？文化批评会取代文学批评么？文化批评是不是一种社会学批评或所谓“外在批评”？如果是的话，它与审美批评的关系又如何？它是向庸俗社会学批评的倒退么？等等。因此对于“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关系的澄清在此就非常必要。

二、文化批评与所谓“内在批评”的关系

如欲阐述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关系，首先必须对“文学批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必要的分梳。在西方与中国，对“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这一独特的学术-文化活动，一般是从它的批判性、跨学科性、边缘立场与实践性等角度进行界说的，很少从研究对象角度对之做出划分。但是就中国文学界的情况看，人们常常用“文化研究”来指那些超出了文学范围的研究，而把文化批评限定在文学研究的范围内。我在这里也准备沿用这个划分，把文化研究分为广义的与狭义的两种。广义的“文化研究”差不多是以一切文化现象为对象的，它的研究范围几乎是没有边界的，当然更超出了文学。它涉及到文化的几乎所有方面，其侧重点则是威廉斯所说的“作为整个生活方式”的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威廉斯曾经追溯了“文化”这个概念的历史并分辨出它的三个现代含义：1、作为艺术及艺术活动的文化。这个意义上的“文化”被认为是一个描述音乐、文学、绘画、雕塑、戏剧、**的词语。在这一意义上，文化被广泛认为涉及“有教养的”（“cultured”）人们所从事的“精致的”（“refined”）事业；2、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符号方面的文化，无论这种生活方式是属于“一个民族的，一个时期的，一个群体的，或者普遍意义上的人类的”。威廉斯认为，在这个意义上研究文化，就是要探究：一种服装样式、一套举止规范、一个地方、一种语言、一套行动规则、一个信仰系统、一种建筑样式等的含义是什么。3、作为一种发展过程的文化. [1](p.90) 我们今天讲的肇始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文化研究”，其所指涉的“文化”主要是第二种含义上的“文化”，它是由人类学家泰勒首先提出的，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者威廉斯发展了这个概念并把它引入英国早期的文化研究。这一人类学的文化定义指出了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渗透性与日常性。正因为这样，广义的文化研究的范围常常侧重大众文化或日常生活的文化，举凡广告、服饰、发型、流行读物、通俗电视剧等等无不可以是它的研究对象。显然，这个意义上的文化研究是比“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更大的概念，它的兴盛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与文学研究至少在对象上属于两个部门，它也不可能取代文学研究（只要文学还存在）。

同时也存在狭义的、以文学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文化研究，它是文学批评方法的一种，应该属于文学批评范围之内。为了区别起见，我们不妨称之为“文化批评”。文化批评是文学批评内部研究、解读与批评文学现象（尽管有时候“文学”的界限也不易确定）的一种独特视角，与它相对的不是“文学批评”，而是“审美批评”或“内部批评”。如果我们把“文化批评”界定为文学批评的一种视角与方法，那么说它会取代文学批评就像说诗歌会取代文学一样不合逻辑。我们或许可以说在文学批评内部，文化批评现在比审美批评更活跃，而不能说文化批评会取代文学批评。

当然，既然都是“文化研究”，广义与狭义两者也必然有其内在相通之处。这种相通或交叉点我以为体现在它们共同的研究旨趣、研究方法与价值立场上，这就是：文化研究（无论广义、狭义）都具有突出的政治学旨趣、跨学科方法、实践性品格、边缘化立场与批判性精神。文化批评可以被认为是文化研究的这些特征在文学研究领域的体现。

这样，对文化批评持批评态度的人所真正担心的其实是：文化批评会否及应否取代“审美批评”。但由于他们常常把“审美批评”理解并表述为“文学批评自身”、“文学本身”等含糊的术语，才有文化批评取代文学批评的似是而非的提法，并给人这样的感觉：只有审美批评或内部批评才是真正的文学批评或文学研究，其他的都是旁门左道。在这里，有必要声明的是，文学批评的方法历来是多种多样的，审美批评或内部研究只是其中之一，审美批评不是文学批评的同义词，把文化批评、社会历史批评以及道德-伦理批评排除出文学批评有悖于于历史事实，且缺乏宽容精神。

在澄清了上述问题以后，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文化批评与所谓“文学批评”——正确地说是“审美批评”、“内部批评”到底是什么关系。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作为与审美批评相对的文化批评，其批评的旨趣是政治性的，不同于以“文学性”为对象的“内部研究”。作为文学批评的不同方法与范型，两者各有优劣，可以互补而不能取代。文化批评不可能取代审美批评或内部批评、审美批评/内部批评也不可能垄断文学研究。历史地看，文学研究从来不只限于审美研究，也不只以揭示“文学性”为唯一目的，自觉的审美研究或内在研究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种批评方法，而不是文学批评的普遍方法或唯一方法。在不同的批评方法之间也不存在高低等级。我们只能说在文化批评与审美批评的内部，均存在高水平的研究，也都不乏平庸低劣之作。但在两种批评方法之间却不存在高低，而是各有所长。其实，在不同的批评与研究方法之间争高下、辩正宗本身就十分无聊，可取的研究取向应该是把批评方法的演进兴替还原为知识社会学的问题，从而真正值得探讨的问题就变成了：为什么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批评方法占据主要地位？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力量与批评家的利益诉求在这里起作用？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文化批评虽然不是以揭示文本的“文学性”为目的，但却不是脱离文本的“离弦说像”。这里涉及另外一个可能的误解与混淆：审美研究或“内部研究”就是文本分析，而文化批评则是脱离文本的。如果“内部”指的是文本的形式方面（语言组织机理、结构、叙述方式等），“内部研究”指的是批评家对于形式方面的解读，那么，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文化批评从来不反对形式分析，甚至那些广义的文化研究也是如此，只是“文本”在这里不仅限于文学文本而已。事实上，文化研究（包括广义、狭义）在很大的程度上借鉴了文学批评中的所谓“内在研究”方法。从知识谱系上看，当代的文化批评产生于西方20世纪中期以后，其思想资源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还包括20世纪各种文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成果，如现代语言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叙述学、精神分析、文化人类学等等。对于文化批评来说至关重要的是，20世纪西方思想界的一个重要共识是对于经济决定论的扬弃，认识到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关系。由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为标志的语言论转向的成果充分反映在包括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新批评、符号学、叙事学等学科中，而文化批评恰恰极大地得益于在文学批评的“内部研究”中发展起来的符号学与叙述学这些被认为是“文学的本体批评”的分析工具与分析方法。事实上，许多文化批评家都是文学批评家出身，他们通晓20世纪发展出来的文本分析方法。对此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

首先，文化研究中一直存在一种集中于文本形式分析的分支，它对语言学、符号学等多有借重。正如约翰生指出的，文化研究内部存在众多不同的路径，比如：基于生产的研究、基于文本的研究等。在谈及“基于文本的研究”时，他指出：“主要的人文科学，尤其是语言学和文学研究，已经发展出了文化分析所不可或缺的形式描述手法。” [2](p.29) 这些手法如叙事形式分析、文类的辨识、句法形式分析等。约翰生还沿用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一文中关于文化研究中“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两种范式的区分，指出后者“极具形式主义特色，揭开语言、叙事或其他符号系统生产意义的机制”，如果说文化主义范式根植于社会学、人类学或社会-历史，那么，结构主义范式则“大多派生于文学批评，尤其是文学现代主义和语言学形式主义传统。”[2](p.19)

其次，也是更加重要的是，语言学与结构主义等对文化研究/批评的影响还不只是体现在影响了其中的一个分支，而是导致了对于人的主体性乃至整个社会现实之建构本质的理解。约翰生认为“形式”是文化研究中三个关键词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意识”与“主体性”），并认为：正是结构主义强调了“我们主观地栖居于其中的那些形式的被建构的性质。这些形式包括：语言、符号、意识形态、话语和神话。” [2](p.13)这表明文化研究已经把形式与结构等概念应用到对于社会生活与主体经验的内在本质的理解，从而把形式与文化、内在研究与外在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形式分析提供对于主体形式的详细而系统的理解，它使我们得以把叙事性视作组织主体性的基本形式。以故事形式为例。产生于故事形式分析的方法在文化研究中大有可为，因为“故事显然不纯粹是以书本或虚构的形式出现，它也存在于日常生活谈话中，存在于通过记忆和历史建构的个人和集体的身份中。” [2](31)人的主体性以及整个文化与社会生活都是被建构的，而不是自然的、现成给予的。这个结构主义的洞见可以说是文化研究的哲学基础。

可见，说文化批评不重视文本分析是没有道理的。文化批评与形式主义或审美批评的真正差别在于：它们解读文本的方式、目的、旨趣是不同的。约翰生在肯定了文化研究对语言学、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的借重以后颇有深意地指出：文学批评虽然为文化研究发展出了强有力的分析工具，但是在这些工具的应用上“缺少雄心大志”。比如语言学，约翰生认为对文化分析来说，语言学似乎是无可置疑的“百宝箱”，但却被埋藏在“高度技术化的神话和学术专业之中。”文本分析在文化研究中只是手段，文化研究的最终目的不是文本，也不是对文本进行审美评价。文化批评不把文本当作一个自主自足的客体，其目的也不是揭示文本的“审美特质”或“文学性”。文化研究从它的起源开始就有强烈的政治旨趣，这从威廉斯、霍加特等创始人的著作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文化批评是一种“文本的政治学”，旨在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以及文本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

三、文化批评是庸俗社会学批评么？

那么，具有强烈政治性、强调文学研究的社会文化视角的文化批评是否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传统的文学社会学？这是另一个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

我认为：文化批评并非意味着对于社会学批评的回归。当然，就文化批评与文学社会学都反对封闭的“内部研究”、致力于揭示文学艺术与时代、社会环境的紧密联系而言，两者的确存在相似之处。但是，把文化研究与文学社会学——特别是传统的文学社会学——简单等同起来，必然会忽视两者的重要差异，因而具有误导性。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文化批评乃至广义的文化研究都极大地得益于在文学批评的内部研究中发展起来的语言学、符号学与叙述学这些被认为是“内部研究”的方法。许多文化批评家，无论是赛伊德还是后期的巴尔特，还有许多女性主义的批评家，都是文学批评家出身，他们通晓20世纪发展出来的文本分析（内部批评）方法。比如巴尔特用符号学的方法对广告的分析就是这方面的经典之作，还有赛伊德的后殖民话语分析也是如此。足见文化批评并不是一种不重视文本分析的庸俗社会学批评。

我们通常理解的传统的文学社会学，是指诞生于西方19世纪的社会学模式，其中尤其以泰纳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兼进化论的社会学模式与马克思开创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社会学模式为代表，它们也是在我国长期占据支配地位的文学社会学模式。传统社会学模式诞生在科学主义与理性主义获得支配性地位的启蒙主义时代，深深地带上了科学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色彩。

关于泰纳的文学社会学模式，韦勒克曾经分析说：“泰纳代表了处于19世纪十字路口的极复杂、极矛盾的心灵：他结合了黑格尔主义与自然主义心理学，结合了一种历史意识与一种理想的古典主义，一种个体意识与一种普遍的决定论，一种对暴力的崇拜与一种强烈的道德与理性意识。作为一个批评家，从他身上可以发现文学社会学的问题所在。” [3](p.57)这段话指出了泰纳文学社会学的要点：一方面，与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与兰克的实证主义史学一样， 泰纳的文学社会学体现了19世纪自然科学及其客观主义方法对于人文科学的渗透，相信“客观规律”的存在，崇尚客观主义，具有机械论特征；另一方面，它又受到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历史哲学的影响，崇尚“精神”决定论，相信通过理性可以把握历史的总体过程。这两个矛盾的方面在19世纪的历史主义（历史决定论）那里得到了巧妙的结合：相信历史的“必然性”，这个“必然性”被赋予了客观规律的外表，认为可以通过科学方法得到证实；但是实际上，它不过是理性设计出来的一种“必然性”、“客观规律”。换言之，这种历史主义或历史决定论实际上是从理论模式出发而不是真正地从经验事实出发的，但是又把这个理论模式当作“客观规律”，这就使得主观的东西获得了客观、科学的外表。这正是泰纳的文学社会学的重要特征。最后，泰纳的文学社会学还信奉进化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泰纳的文学社会学中表现为环境决定论，适合于环境的艺术类型会得到发展否则会被淘汰。泰纳的《艺术哲学》由著名的翻译家傅雷先生翻译，早在60年代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一再重版，在文学/艺术理论界生产了相当大的影响。其机械决定论色彩在中国的文学社会学中有所反映。

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社会学（不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学科形态是在前苏联建立的，它建立在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个基本的社会理论构架上。在这个基本框架中，物质/精神、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存在/意识构成了一系列二元对立关系。文化/艺术被列入精神、上层建筑、意识的范畴，文化/艺术没有被视作一种同样具有物质性的基本人类实践活动。这一点已经引起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遍警惕。正如亚当·库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引注）已经避开了那种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简单的、使人误解的比喻说法，这种说法常常具有用经济还原论解释文化的危险，以及将文学和艺术仅仅构想为阶级和经济因素‘反映’的危险。”[4](p.42)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力图克服上述文学社会学的经济主义方面做出了极大努力。

在澄清了传统的文学社会学的缺陷以后，文化研究与它的差别就显得十分明显了。从知识谱系上看，文化批评属于当代形态的文学社会学。文化研究固然是对于文本中心主义的反拨，它要重建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但这是一种否定之否定，它吸收了语言论转向的基本成果，这种重建因而决不是要回到机械的还原论与决定论。相反，文化研究非常强调语言与文化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实践，它具有物质性。比如英国著名的文化研究者斯图亚特·霍尔指出：“现代文化在其实践与生产方式方面都具有坚实的物质性。商品与技术的物质世界具有深广的文化属性”，“文化已经不再是生产与事物的‘坚实世界’的一个装饰性的附属物，不再是物质世界的蛋糕上的酥皮。这个词（文化，引注）现在已经与世界一样是‘物质性的’。通过设计、技术以及风格化，‘美学’已经渗透到现代生产的世界，通过市场营销、设计以及风格，‘图像’提供了对于身体的再现模式与虚构叙述模式，绝大多数的现代消费都建立在这个身体上。”[5](p.245)文化的物质化与物质生产的文化化在今天这个所谓“知识经济”时代的日常生活中不难观察到。现在的许多商品，比如手机、手提电脑等，已经是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的混合体，人们在购买它们的时候非常注重其外观造型与色彩是否合乎自己的审美理念，从而商家也开始越来越重视商品的审美方面，这是商业与文化/审美相互渗透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它不仅印证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同时也使得文化/物质生产、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二元模式受到挑战。

此外，文化研究试图在吸收语言论转向的基础上建构一种超越自律与他律、内在与外在的新的文学社会研究的方法。在这方面，布迪厄的研究特别具有启示意义。布迪厄文化社会学的一个基本着力点就是要打破内在/外在、个体艺术家/社会环境、自律/他律、文学形式/社会内容、能动性/结构等等之间的二元对立。他在《艺术的法则》等书中通过对“场域”、“习性”等概念的细致阐释，既避免了孤立地或在文学形式系统内部看待形式的所谓“内在阅读”方法，也避免了只关注艺术形式与生产者的社会条件的外在分析方法；既避免了个体艺术家的卡里斯马神话——把艺术创作视作纯粹的超功利活动，也避免了把作品与作家简单地等同于阶级代言人的庸俗社会学。

这表明传统的文学社会学与形式主义批评所共享的关于“内在”/“外在”、“精神”/“物质”、“审美”/“实用”的二元论已经在今天这个知识经济、符号经济的时代受到严重挑战，当代形态的文学社会学，应该在吸收语言论转向的基础上建构一种超越自律与他律、内在与外在的新的文学-社会研究范式。当代西方的文化研究实际上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这些研究方法的突出特点就是把“内在”与“外在”打通、把文本分析、形式分析、语言分析、符号分析等与意识形态分析、权力分析打通，在文本的构成方式（如叙事方式、修辞手段）中解读出作者的意识形态立场。第三，在对于社会权力关系的理解上，文化批评与苏联式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批评也存在重要的差异。西方文化研究认为，不能把社会关系简单、机械地还原为阶级关系，进而把人际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压迫与被压迫关系简单地还原为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关系。机械的阶级论势必忽视社会关系/权力关系的复杂性与多元性以及人的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的超阶级的维度，比如民族的维度、性别的维度等。西方的文化研究则依据受到60年代以降新社会运动（如女性主义运动、绿色和平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等）以及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倡导微观政治以及对于社会权力关系的更细微复杂的认识。这种微观政治理论在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在作家与作品分析中避免机械的阶级论取向。应该承认，机械套用阶级论的模式来分析作家以及作品中人物的身份、立场，是前苏联文学社会学、也是深受其影响的我国很长一个时期的文学社会学之所以显得庸俗的重要原因。而今天的文化研究与此前文学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突破了机械的阶级论框架，关注比阶级关系更加复杂细微的社会关系与权力关系——比如性别关系、种族关系等。在这方面，女权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批评尤其具有代表性，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比如女性主义批评认为性别不仅关涉到人的生理维度，同时也关涉到人的社会文化维度。他/她热衷于解剖一个社会的文化如何理解并塑造人的性别特征，如何影响到作家对于自己的男女主人公的性征的认识与塑造。

总而言之，新兴的文化研究并不是要回到以前的庸俗社会学，即使认为它要回归文学社会学，那也是一种经过重建的文学社会学，克服机械的反映论与阶级论是这种重建的重要环节与议题。

最后一个重要的区别是：文化批评的政治性虽然是无可否认的，许多文化批判家都直言不讳地承认乃至强调这一点，但这种“政治”却不完全等于我们所熟悉的那种“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文化研究的“政治”是社会政治（social politics）而不是党派政治，是微观政治（micro politics）而不是宏观政治（特别是70年代末受到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重大影响以后，以“差异政治”为核心特征的文化研究）。这与苏联式马克思主义文学社会学中所说的宏大的阶级政治存在着重大差别。文化研究中说的政治实际上是指社会中无所不在的权力斗争、支配与反支配、霸权与反霸权的斗争，是学术研究（包括研究者主体）与其社会环境的深刻牵连。只要是扎根于社会现实土壤中的人文学术研究，很难避免这个意义上的政治。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人文科学的研究同样也是政治性的，这在赛义德的《东方学》导言中说得特别清楚。赛伊德说：“没有人曾经设计出什么方法可以把学者与其生活的环境分开，把他与他（有意或无意）卷入的阶级、信念体系和社会地位分开，因为他生来注定要成为社会的一员。这一切理所当然地继续对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产生影响，尽管他的研究及其成果的确想摆脱粗鄙的日常现实的约束与限制。不错，确实存在像知识这样一种东西，它比其他创造者（不可避免地会与其社会环境纠缠、混合在一起）更少——而不是更多——受到偏见的影响。然而，这种知识并不因此而必然成为非政治性知识。” [6](p.13) 这样的权力斗争不限于阶级之间，它还遍布于种族、性别、代际等各个方面。后殖民批评关注的是种族之间的权力关系，女性主义批评集中于解剖性别之间的权力关系，而青年亚文化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代际的权力关系。这一切都极大地丰富了文化批评的权力分析。

胡玉坤：后殖民研究中的女权主义思潮

·胡玉坤标签： 后殖民研究女权主义

[内容摘要] 女权主义后殖民研究滥觞于20世纪80年代初，随后在西方学术界赢得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在后殖民研究中，女权主义者的社会位置，尤其是她们客居异国的主体性造就了其独特的理论视界。也就是说，后殖民女权主义者力图寻求一种跨文化的空间和话语来张扬第三世界妇女的理论、实践和主体性。因此，女性主义后殖民研究不仅致力于质疑和挑战主流后殖民理论和欧美女性主义理论，而且也倾力于建构其自身的阐释视领和话语体系。本文旨在对后殖民女性主义研究的主要内容、理论动向及其影响作一粗浅的梳理。

[关键词] 后殖民研究 女权主义

后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西方学术界，女权主义后殖民研究随即崛起。聚集在后殖民女权主义旗帜之下的主要是来自第三世界而今居住在第一世界的女学者，尤其是印度裔女学人。后殖民女权主义理论家因而常常被视为有色人种女权主义者（feminist women of color）或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不过更准确地界定，她们应被称为“移民的”有色人种妇女/第三世界妇女，有别于美国土生土长的有色人种妇女和生活在第三世界的第三世界妇女。这一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有佳娅特丽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钱德拉莫汉蒂（Chandra Mohanty）、安妮麦克林拓克（Anne McClintock）、特莱因明哈（Trinh T Minh-ha）、捷奎亚力山大（Jacqui Alexander）等。很显然，后殖民女权主义者、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和有色人种女权主义者系交叉重叠的“女权主义社区”，她们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上有颇多共同点，但也有鲜明的不同之处。后殖民女权主义者自身实际上也常常交替使用这些范畴，但她们更多地是将自己定位为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

这种特殊的社会位置（social location）尤其是其客居异乡的主体性（diaspora subjectivity）塑造了她们独特的理论视域。具体而言，她们所探寻的是跨文化的话语和空间来张扬第三世界妇女的理论、实践及主体性。女权主义后殖民研究从本质上讲面临两大理论挑战：其一是批评，其二是建构。也就是说，活跃在后殖民领域的女权主义者不仅致力于向主流后殖民理论和欧美女权主义理论的缺失发起挑战，而且也倾力于营造其自身的审视角度、理论范式及分析方法。在以往十年，其学术成果层出不穷，不仅极大丰富并推进了主流的后殖民理论和西方女权主义学术，而且开辟出新的跨文化学术空间。这一学派对西方和第三世界学术界的诸多学科产生了巨大冲击。有感于国内学术界对后殖民研究的积极回响和对女权主义后殖民声音的漠视[1]，本文试图对后殖民女权主义研究的主要内容、发展动向及其影响作一番初步的梳理。

一

不满于后殖民主流研究对第三世界妇女和社会性别问题的漠视，一些有色人种女权主义者起初致力于依据后殖民理论，特别是爱德华赛义德后殖民理论经典之作《东方主义》，重新书写妇女和社会性别问题。在她们看来，后殖民研究是一个相当男性化的领域，充满了男性中心主义的观点和偏见，无视了回应殖民主义经历方面的社会性别差异。例如，萨拉米尔斯（Sara Mills）就曾指出，后殖民理论“几乎只致力于追溯男性气质（masculinity），很少触及英国和土著妇女的各种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s）。故此，许多女权主义理论家既反对把后殖民理论当作一个男性的主题，也挑战仅通过单纯分析男性主体就可以描绘殖民主体性（colonial subjectivity）的假设。[2]

后殖民女权主义者不仅促使学术焦点转向女性主体，而且还揭示了殖民过程中社会性别、阶级、种族和性存在这些范畴之间的交叉互动关系。麦克林拓克在《帝国的皮革：殖民抗争中的种族，社会性别和性存在》—书中就敏锐地指出，“不了解有关社会性别的权力理论就无法理解帝国主义”，“从一开始社会性别动态对于巩固和维护帝国的事业就是至关重要的”。她还反复强调，为了理解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人们必须首先承认种族、社会性别，阶级并不是互为分割的独立的经验领域。相反，这些范畴是通过互为关联而存在和维系的，尽管它们有时会以矛盾和冲突性的方式出现。[3]

与此同时，后殖民女权主义者开始检视西方主流的女权主义理论。实际上自20世界80年代初起，美国和其他各地的有色人种妇女和第三世界妇女就开始抨击欧美女权主义关于妇女经验的同质性话语及其对妇女之间阶级、种族、宗教、性存在及其他差异的不敏感性。正如切俐约翰逊奥迪姆（Cheryl Johnson-Odim）所言，许多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皆致力于探究如何拓宽女权主义定义的问题，她们将消除社会性别歧视看作是结束对妇女压迫的主要路径，并把消除性别歧视同第三世界妇女反对阶级压迫、种族歧视、性压迫、经济剥削乃至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为此，一些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甚至全然拒绝使用“女权主义”这一术语。例如，爱丽斯沃克（Alice Walker）就发明了一个新词“妇女主义”（womanism）取而代之。约翰逊-奥迪姆不失尖锐地指出，“假如女权主义者要真正关切消除对妇女压迫的问题，第一和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必须认可一个广泛的基础。这一基础至少必须承认种族歧视和经济剥削是世界上大多数妇女受压迫的主要势力。它也必须承认尽管社会性别是一个潜在的连接物，但从世界各地情形来看，一些妇女本身参与了对其他妇女的压迫。所以，女权主义者必须尊重不同的文化并承认各地妇女完全有能力发出她们自己的声音。”[4]

跨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从各自学科出发用后殖民视野解读妇女之间的诸多差异，如种族/族裔背景、社会阶级位置、性取向以及国家界限等。例如，卡玛拉维丝威斯沃伦（Kamala Visweswaran）在《女权主义民族志的虚构》一书中就概括了女权主义人类学的这一发展走向。她揭示，女权主义人类学自一诞生就想象并维持了一种自己/他人（指男性）或者我们/他们的二分法，但第三世界妇女通过引入种族歧视、阶级歧视、对同性恋的歧视等问题开始对这一假设提出质问。也就是说，她们开始向美国妇女运动中一个普遍化的“我们”这个概念发难。她特别强调，在当前的后殖民世界里，更系统地关注殖民者中的妇女和被殖民者中的妇女之间的关系也是很必要的。[5]

同样，为了回应西方妇女研究界所界定的狭隘的社会性别定义，捷奎? 亚力山大和钱德拉?莫汉蒂在合编的《女权主义谱系、殖民遗产与民主未来》一书中，浓墨重彩地凸显有色人种和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的理论贡献，并将其经验、历史及自我反思置于全书的中心位置。这本论文集深刻剖析了非西方世界存在的种族、阶级、社会性别、性取向等方面的交互压迫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剥削，以便提供一个“可比较的、相为关联并且是有历史根基的女权主义概念。”为此，她们力图揭示白人妇女在妇女研究项目中拥有的权力同其理论化对象及其所运用的分析工具之间的相互关系。[6]

正如许多女权主义公认的，第三世界妇女参与界定女权主义有助于使阶级和种族等分析范畴纳入女权主义定义之中。后殖民女权主义者无疑是扭转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与实践偏颇的一股强大势力。继此之后，白人女权主义者本身也开始反思自己对第三世界妇女的写作和再现，并从相当狭隘的只关心白人中产阶级讲英语的妇女转向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的妇女。伴随“差异政治”的盛行，女权主义内部的异质性甚至被当作是它的最大优势及其生存的关键所在。同时，对女权主义异质性的关注还导致了女权主义者的身份危机（identity crisis），特别是对女权主义分析范畴中一些关键性术语的反省，其中包括诸如单复数的“妇女”和“社会性别”等概念。[7]也就是说，西方女权主义者开始反思当她们谈论单复数的“妇女”时她们指代的是谁，她们在为谁代言并且说了些什么。

在当代西方学术界各种“后主义”各领风骚的学术语境之下，除了批判以殖民话语和第一世界霸权形式有意无意参与现代性建构的欧美女权主义之外，有的后殖民女权主义者还同时质疑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话语。例如，亚历山大和莫汉蒂在前述一书中就探究了后现代理论对理论化有色人种妇女经验、意识、社会身份的影响。英德佩格雷沃尔（Inderpal Grewa）和卡雷凯谱兰（Caren Kaplan）在合编的《分散的霸权》一书也贯穿了消解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的篇章并勾勒了跨国女权主义的各种实践。[8]一些后殖民女权主义者甚至开始清理后现代话语中对有色人种妇女著述的殖民化问题。

二

除了批判而外，后殖民女权主义者也参与书写后殖民理论。女权主义后殖民研究涉猎各种历史和现实的问题，包括殖民主义的社会性别特性、帝国主义语境中的社会性别动态、殖民/后殖民背景下社会性别、种族和阶级的互动、女权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关系、边缘化妇女的能动性、妇女的身体与国家话语等等，不一而足。既然该学派诞生于当代日益全球化和日渐跨国化的时代，其著述不可避免主要围绕后殖民、后冷战时代由新殖民主义、非殖民化和全球性移民浪潮及其文化后果引发的诸多紧迫问题，从而建构起一套反霸权的女权主义读写活动。以笔者之见，她们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互为关联的几个方面。

第一，对第三世界妇女和第三世界女权主义的概念化

在知名的后殖民女权主义者中，莫汉蒂是向西方殖民话语特别是西方女权主义话语中有关“第三世界妇女”叙述发难的第一人。在她看来，“第三世界”这一术语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界定，其一指地缘政治上的实体，包括“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等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其二指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的黑人、拉丁美洲人、亚洲人及土著，其中一些人同地理上界定的第三世界有历史性的联系。[9]尽管她承认“第三世界”一词在表述第三世界国家经济、政治、种族及文化差异方面不甚准确，但她依然认为较之“南部/北部”、“发达/欠发达”等其他类似的提法，就殖民主义遗产、当代新殖民经济及地缘政治过程而言，“第三世界”这一称谓仍具有其他提法所缺乏的启发性价值。

莫汉蒂广为流布的“在西方人的眼里”（1984）一文，是后殖民女权主义论著中影响巨大的力作之一。此文开宗名义提出了“第三世界女权主义”的使命：“对第三世界女权主义理论和政治建构的任何讨论都必须同时着眼于两项工作：批判霸权性的西方女权主义；提出具有自主性的在地理，历史及文化方面具有根基的女权主义关切事项和策略。”在该文中，她解构了西方女权主义者建构的“第三世界妇女”这一本质化和同质性的范畴。在她看来，西方女权主义者把“第三世界妇女”构建为铁板一块整体，其目的是了理论上的殖民化。但在现实生活中，“第三世界妇女”是千差万别而非板结成一块的。在西方学术机构垄断学术文本生产和传播的情境下，这种板结的“第三世界妇女”形象更能适应当今世界的文化与经济现实，从而是对“非西方世界”经济与文化殖民的一个折射。[10]

除了批评西方女权主义话语再现第三世界妇女的同质性倾向以外，莫汉蒂还把西方妇女的自我再现同她们再现“第三世界妇女”作了一个对照。她进而揭示西方女权主义者通常把自己表现为现代的、有教养的、能控制自己性活动和身体的、能自由做出决策，并以此来反衬第三世界妇女是无知、贫困、没受过教育、受传统束缚、以家庭为本、是无决策权的牺牲品。她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因为假如没有创造一个第三世界，就不会有享有特权的第一世界。同理，没有“第三世界妇女”，西方妇女的自我表现也就成问题了。

由莫汉蒂等人汇编的《第三世界妇女和女权主义政治》（1991）一书，继续将“第三世界妇女”当作一个分析范畴。在她们看来，这对于建构一个想象的社区以便使致力于反抗斗争的妇女建立联盟、合作及同志式关系是很有裨益的，促使“有色人种妇女”和“第三世界妇女”形成有效联盟的是共同的斗争背景而非肤色和种族上的认同。[11]继此之后，许多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继续深化该问题的探究。例如，桑多瓦尔切拉（Sandoval Chela）提出一个“美国第三世界女权主义”框架，后者截然有别于有别于盎格鲁-萨克森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霸权性女权主义。[12]

第二，对身份、社会位置和知识生产之关系的理论化

其实，西方女权主义者对社会位置与生产知识关系的认识论探讨久已有之。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和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 ）在创新性地提出女权主义认识论时就分别创造了“女权主义立场论”（feminist standpoint）和“情境知识”（situated knowledge）[13]等概念，以突出研究者自身所处的社会位置对其知识生产的影响。后殖民女权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特出贡献主要在于，她们不仅就自己在主流政治和社会话语中的处境，而且对自己在妇女研究语境中的现实加以理论化。她们不仅关切西方以外第三世界妇女的身份，而且注意生活在西方的第三世界妇女混杂的归化（hyphenated）身份，从而确立起她们的自我反思性的位置与身份政治。

例如，亚力山大和莫汉蒂在《女权主义谱系、殖民遗产和未来民主》一书中，详尽阐述了她们作为“移民的”有色人种妇女的遭际如何影响到她们独特的阅读和写作活动。她们述及自己进入美国学术界所经历过的一系列“地理、政治及思想上的脱节”。她们声称正是在白人机构包括妇女研究项目这类种族化场所切身体验到种族歧视，使她们意识到“我们并非生就的有色人种妇女，而是变成有色人种妇女的。”而这些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增进于她们对社会不公正的解读及对社会转变的展望。[14]维丝威斯沃伦则以她个人经历为例，叙述了她的主体位置是如何由美国的身份政治造就的。尤其是她个人作为一个南亚裔美国人的身份认同如何影响到她选择在何处研究，如何做研究以及从事什么研究。她的结论是，社会性别、种族、文化及身份均缠绕在归化的美国人身份上，从而共同确立了一个女权主义民族志学家的位置。同样，玛丽约翰也描述了她作为生活在第一世界的第三世界女权主义人类学家的多重主体位置：移民、反馈知识的人类学家和人类学学科的土著提供信息者。[15]

第三，重新思索主体性和能动性问题

后殖民女权主义者特别关注能动性问题，并发展了新的理论化能动性的方法。譬如，维丝威斯沃伦把对妇女主体性的探讨放在更广阔的主导叙述的语境之下，就她的研究而言即印度民族主义和西方女权主义。她把沉默，也就是拒绝说话作为妇女抵抗的一种能动性。《女权主义谱系、殖民遗产和未来民主》一书的若干文章皆理论化了全球化过程和当地日常生存实践中被边缘化和受剥削的妇女的能动性和主体性。例如，“黑人妇女性存在谱系”一文在勾勒不同历史时期各种黑人妇女群体参与建构黑人妇女性存在的主导话语时，也描述了她们进行的抵抗。作者特别分析了“沉默的政治”，即黑人改革家所倡导的把对性问题保持沉默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并由黑人个人和集体实践这种沉默。

第四，描述跨国女权主义理论与实践

鉴于当代全球化时代各种公开和隐蔽的新殖民主义和殖民化现象，后殖民女权主义者倾向于用“跨国女权主义”这一术语取代“国际女权主义”，以凸显全球化背景之下不同人群、国家及文化间的不平等。她们认为，国际女权主义所呼吁的“全球姐妹情谊”（global sisterhood）是建立在有色人种妇女和第三世界妇女的边缘化之上的。在此概念之下，一种普适性的父权制被认为超越时空使所有妇女皆处于从属地位，而这事实上抹煞了世界各地不同文化中妇女之间的巨大差异。为此，格雷沃尔和凯普兰指出，“既然现今世界是由跨国经济联系和文化不对称构筑的，那么，将女权主义实践置于这些结构之中便是绝对必要的。”[16]

活跃在第一和第三世界的女权主义理论家和实践者，因而通常发起跨国性的女权主义合作项目。一些颇具影响的著述便是这种共同努力的产物。以《女权主义谱系、殖民遗产和未来民主》一书为例，该论文集集结了15位第三世界女权主义活动家和学者的文章，并在一个跨国框架和全球背景之下思考世界各地的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她们以后殖民理论的多棱镜从不同角度透视并剖析了殖民主义历史遗产和现今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如何及在何处影响到女权主义反对经济、社会、政治、性及文化支配的集体斗争。

三

综上所述，后殖民女权主义研究的价值不仅反映在理论上，也体现于实践中，因而彰显了其鲜明的政治性。其一，当她们丰富和发展第三世界女权主义时，主要着眼于全球女权主义社区的组织及其活动；其二，它批判“全球姐妹情谊”，探讨跨国女权主义的可行性；更为重要的是，她们理论化的核心之一在于揭示了一种“女权主义民主”的未来图景。用她们的话来说，这是一项反殖民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非殖民化事业。[17]

从学术发展路数来看，后殖民女权主义理论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这一学派涉及人文社科领域的许多学科，其中包括文学理论、文化研究、第三世界研究、国际研究、政治学研究以及妇女研究等等。其理论话语亦吸纳了当代许多理论话语的学术思想资源，如殖民话语、后现代理论、后结构理论、心理分析及解构主义理论等等。例如，斯皮瓦克就用后殖民话语和复杂的解构主义方法探讨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南北关系及下属群体（subaltern）问题而著称的。[18]

后殖民女权主义思潮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亦有所贡献。比如，她们质疑西方女权主义关于“第三世界妇女”的欧美中心主义话语并力主社会位置对知识生产和认识过程的影响。像明哈和周蕾（Row Chow）等人反复强调，她们的边缘者处境为她们提供了某种知识生产上的认识论特权，从而有助于她们分析世界上的压迫和支配格局。

总之，女权主义后殖民研究在后殖民研究领域和女权主义学术中日渐突显，其势头方兴未艾。继后殖民女权主义者之后，许多西方白人女权主义者也开始以后殖民视角审视“第三世界妇女”。比如，丽莎罗福（Lisa Rofel）就将此视角用于对杭州女工的研究。[19]尽管后殖民女权主义研究在圈内外依然存在很多争辩，但无可否认的是，从主流话语边缘打拼出来的这一学派已跻身于西方学术前沿，不仅改写了再现第三世界妇女知识，活动及主体性扭曲或缺席的篇章，而且创造性地拓展了跨国女权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从而有助于推进并激活第一与第三世界妇女之间的国际交流与对话。

关于“翻译学文化转向述评|文化转向名词解释”这个话题的介绍，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分享完了，如果对你有所帮助请保持对本站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