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正传(关于朱学正传的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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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理学的式微与心学的崛起理学的官学化及其式微过程　朱元璋尊崇儒家思想的实际内容，其实只是程朱理学。早在洪武三年，朱元璋就下令在科举制度的乡试、会试中，一律采用程朱一派理学家对儒家经典的标准注本，竭力提高程朱理学在官方学说中的地位，致使程朱理学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况。正如陈确听说，"世儒习气，敢于诬孔孟，必不敢非程朱！"永乐年间，明统治者接受儒家学者的建议，下令由官方出面，编修有关程朱理学的著作，由此开启官修理学书籍的先声。1415年，由明成祖亲自主持和作序，由胡广、杨荣等人具体负责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开始编修，这明显标志着程朱理学官学化的完成和确立。此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尽废古注释不用，程朱理学不仅成为明朝八股取士的唯一学术根据，而且成为牢笼天下人心的唯一凭借。 程朱理学的官学化一方面提高了理学的地位，有助于统治者利用程朱理学进行政治统治；然而另一方面，这种官学化的过程，对于儒家思想的发展实际上是弊大于利。因为任何思想一旦定于一尊，都势必导致其活力的减弱和式微。其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当时的学者不仅缺少思想的创造，而且在学术上也极少创新，划地为牢，一依程朱的范围。如明初名儒宋濂、方孝孺、曹端、薛瑄、吴与弼、胡居仁等，虽然名气颇大，但其思想和学术贡献却极少。在上述诸名儒中，宋濂是宋元以来金华朱学的传人，是元明易代之际承前启后的大理学家，其学以程朱理学为家。他对明初礼乐制度的制定超过相当大的作用，其理学思想也对后来影响甚巨，是有明三百年首倡"钟吕之音"的人物。然而如果对其思想进行分析，可见其独特的贡献殊少。他的理学思想属于典型的朱学系统，以为世界之所以有万物和万物的变化运动，主要是因为"元气"的作用。而元气的背后，则是"天地之心"即理的主宰。显然，这与朱熹所讲的理气关系是基本一致的。但是他的思想也杂有佛教和道教的因素，甚至公开援佛大儒；另一方面，作为金华学派的传人，他又对浙东功利之学相当倾心，主张用性，立事功，著之民用；又曾学于吕祖谦的后学李大有，故而其学又有目学重经制、典籍的特点。 方孝孺是宋镰的学生，其思想见解上承宋镰，而安出于朱熹。他一方面遵从朱学博学致知的功夫，同时叉主张践履笃实。强调学问要和事功、践履结合起来，主张齐家为治国之本，而齐家又以《周礼》中的宗法制为遗典大法，企图以《周礼》的模式来改造现实社会。在对待佛教与道教的态度上，他与宋濂稍有不同。宋濂出入于二教，方孝孺则以工教为叛道者，公开声言要驱逐佛教，有"持守之严，刚大之气，与紫阳真相仲伯，故为有明之学祖也"的声誉。曹端与方孝孺同时而稍后，是明初北方一大儒，其学术为明初理学之冠。他毕生专心性理，躬行实践，倡明儒学，排斥佛教与道教。他读宋儒《太极图》、《通书》、《西铭》等书，深叹"道在是矣"。遂笃志研究，用力极深。他所说的太极，就是理。理是万物之原，是万物的主宰。理与气的关系，是理取气，而不是朱熹所说的"理之乘气，犹人之乘马，马之一出一入，而大亦与之一出一入。"其实，他和朱熏一样，都是把理与气视为二物而非一物。因此他强调，为学欲至乎圣人之道，必须从太极上立脚跟。不过，他在尊崇程朱的同时，也并不完全株守程朱，而对陆九渊的心学也有相当的倾心，具有一定的心学倾向。他说，"事事都于心上做功夫，是入孔门的大路。"这种事心之学，主要是在一念萌动的瞬间下功夫，即偏重于自思反省。显然这是向陆九渊心学的靠拢。继曹端而起的是薛瑄。薛瑄开北方"河东之学"，门徒遍布山西、河南、关陇一带，蔚为北方朱学之大宗。薛瑄为学，一主程朱，注重恭行。在他看来，儒家学术发展到朱熹，"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恭行而已。"认为《四书》、《五经》，周程张朱之书，已将道理说得很明白，道统正传全在于是，舍此而他学，哪里还有什么学问可言呢?正是由于他格守宋儒的学说原则，故而被清儒视为朱学之正宗。其学以复性为宗，强调为学只要知复性而已，所谓学实际上只是学天理人伦，"天地万物，惟性字一字括尽"，并留有"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始觉性天通"的哲理诗名句。至于其复性的方法，主要强调朱熹的下学功夫，以为性非特具于心者为是，凡耳目口鼻手足动静之理皆是也。因此功夫之要不在于体会那些天理，而是要在平常的凡事中加以体现。事事不放过，而皆欲合理。在理学家极为重视的理气问题上，薛瑄的基本态度是着力发挥曹端的理气一体说，从而完成对朱熹的理先气后说的修正。他说："理气无先后，无无气之理，亦无无理之气。"与薛瑄同时并为明初朱学大家的还有吴与强。吴像薛瑄一样一依宋人成说，其不同在于薛瑄主下学功夫，而吴则寻向上功夫。他认为，圣贤所言、所行，无非是在天理，去人欲。因此，要学圣贤，就不能舍此而他求。故此，他格外强调以身心的修养去变化人的气质。其方法，就是去读圣贤的书，去体会圣贤的遗言，如有不合，则当下克己复礼的功夫，务使此心湛然虚明，固有之仁义礼智不为外物所胜。这样，即便当不成圣贤，那么应事也可以最大限度减少失误。其言心，则以知觉而与理为二；言功夫，则静时存养，动时省察。 由于他提倡静中体验，兼采朱陆之长。故而其学传陈白沙(献章）反而背叛了朱学而开启王阳明心学之先河，这似乎也意味着朱学的式微与心学的崛起。吴与弼的弟子有陈献章和胡居仁。胡居仁虽为吴之弟子，但其学似乎较乃师更为纯正，他既不满于陆九渊，也不满于陈献章。对前者指为空虚近禅，对于后者，则视为流于黄老。故而被《明史》视为是明初诸儒中守朱学之最纯者。在理气问题上，他以为理是气之主，气是理之具，宇宙间只有实理流行。其学以忠信为先，以求放心为要。而最为关键的一点则是如何持敬的问题。他说："圣贤功夫虽多，莫切要如敬字。敬有自畏慎底意思，敬有肃然白整顿底意思，敬有卓然精明底意思，敬有湛然纯一底意"；"敬为存养之道，贯彻始终"。在心与理的问题上，胡居仁提出"心与理一"的观点，以为心理不相离，心存则理自在，心放则理也失；理明则心必明，心明则理也著。故而主张"存心穷理，交致其功"。至于穷理的方法，在他看来则不止一端，或在读书上得之，或在讲论上得之，或在思虑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统观明初的理学，这些理学家虽然属守程朱的遗规，但也同时继续了元朝儒家学者已开启的朱陆合流的倾向，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纳了一些陆学的观点，以完善程朱理学之不足。

王夫之学术思想的渊源与贡献

　王夫之丰富的学术思想成果基于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全面的梳理、批判、吸收和转化。通过对王充和张载思想的改造，王夫之构建了他的颇具辩证精神的唯物主义哲学；通过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批判，王夫之创造性地提出了富于实践色彩的认识论和伦理学；通过对儒、道、佛文化肌理的比较、分析，以及对历代文化教育的研究，王夫之阐述了建设纯正的诗书礼乐文化对于发展社会经济和实现社会和谐的深远意义。

　关键词：王夫之；学术思想；渊源；贡献

　关于王夫之学术思想的渊源，学术界历来认识不一，大致说来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种：一、本于张载；二、师承张载和程朱，是二者的合流；三、亦儒亦佛；四、儒、道、佛之合流；五、自成一派。本人认为，王夫之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最具独立精神的学者之一，他能够在明清之际建起了一座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高峰，决不是仅仅借助于一个或几个门派的学说就可以做得到的，他的创造性贡献得益于他拥有一个坐集千古之智的学术机遇，他抓住这个机遇，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批判、吸收和转化。下面我们就择几个重要方面逐一分析和说明。

　一、王夫之与王充

　侯外庐先生认为，王充比起王夫之所尊许的张载，在王夫之的思想中有更多的脉络可寻。第一，王夫之继承了王充的批判与实证精神。王充《论衡》的基本思想是反对武断与盲从。王夫之同其精神，太极图说、星象家、变覆家、方术家等都受到过他的批判，王夫之也因此被不少学者认为是妄议古人。与王夫之的批判精神相呼应的是其实证精神，这种实证精神，王充称之为?事有证验以效实?，王夫之称之为?征之以可闻之实?，认为理论观点正确与否只能由事实证明。第二，发展了王充的知识论。不过，王夫之不像王充那样把知与不知看成是绝对的，而是看成相对的和发展的、提出了知识论上的相对性与发展观。王夫之说：?可见者，所撰者也。有撰者可体，故未有撰者可通。圣人依人以为则，准见以为道。?所撰者?指人可以掌握的事实根据，王夫之认为，人们正是由?所撰者也?认识和理解了?未有撰者?，这是人由可知达于不可知的最一般的认识规律。第三，发展了王充关于人性的学说。王充认为?性本自然，善恶有质?，意思是说，人性本是一种自然性，无所谓善恶，善恶是由人们后来养成的素质所决定的，王夫之在接受这一思想的同时又有所发展。王夫之提出，?性在气质中，无性外之气质?，这就在认识人性的自然性与后天性关系方面融入了对立统一思想。王充认为人性重在教导，可使之为善，王夫之认为?性重养其习，失教失导即为下愚?，二人都是在发挥孔子的?习相远?之说，而王夫之的?性日生日新?之论更多的是把人性放在不断创新发展的生活活动中去看，这是王夫之的卓见。第四，完善了王充的无神论。从《礼记》到王充、张载都认为鬼神是气的特殊的存在状态，王夫之也据此立论，坚持了古代唯物论者关于鬼神的一般观点，认为?鬼神者，气之往来屈伸者也?，从?气?和?实有?的角度来说明鬼神，以鬼神填补了物所不可能占有的领域。

　二、王夫之与张载

　为了找到儒学的正流，王夫之对宋明学术流派进行了谨慎的梳理和研究，将宋明两代学术思想发展的道路概括为：先由周敦颐开创太极学说，勾画宇宙蓝图；二程将其发挥，主张通过主体实践来体悟世界的本真，引伸出了静、诚、敬的修养论，但最后却偏向了佛教的寂灭教义；朱熹为救其失，倡导格物穷理之学，双峰、勿轩诸儒不得要领，使朱子之学退化为训诂学；陈白沙致力于真知之学，在重振朱学方面功不可没。但不幸的是白沙之学直接导致了王阳明?阳儒阴释?的心学，其?无善无恶、圆融理事?的说教成为异端流行、社会动乱的祸根。王夫之显然夸大了思想学术对社会动变的作用，（历史论文 ）但他对宋明两代学术思想流变的分析是准确的。在宋儒各派中，王夫之认为，朱子和二程之学虽都是正统儒学，但皆有矫枉过正之偏，所以在战胜异端方面缺乏力量，只有张载的学说是?引万派而归墟?的正学，但由于张载是无官职的平民百姓，缺乏辅助，所以他的学说没有流行于世，如果张子学说得到广泛传播，那么，不管是浮图邪说，还是它的同盟陆学和王学，都将?不折而自摧?。

　王夫之推崇张载不仅因为张载是一个唯物论者，还因为张载也是一个具有强烈人本主义思想的学者，其对人的情感志向和人自身价值的充分肯定与王夫之时代声势浩大的反道学的近代人本主义理想有更多的契合之处，虽然张载也算在道学家之列，但却与朱熹等人有根本不同。对此，王夫之作了精细的分辨，认为张载以?志道强礼?为治学之本，把获得知识作为人进步的阶梯，这样，人们就会在自己不断的求知中达到更高的境界。考虑到这一层，王夫之认为张载的学说是人本之学，是?圣功之学?；而朱学以?格物?为前提，以?致知?为目标，把人生的命运都押在?一旦之豁然?上，很不牢靠，而且也看不到人生境界提高的连续性和无限性，这样的学说只能称得上是?贤者之学?，是理学，与张载的?圣功之学?不可同日而语。

　三、王夫之与程朱

　对于二程与朱熹，王夫之一方面充分肯定其正统的学术地位，另一方面又在众多的理论学术问题上对之质疑或否定。如关于?天人合一?与?理一分殊?，王夫之认为，周敦颐创立的《太极图说》着重阐述了?天人合一?问题，但人与万物是怎样区别开来的这个问题并没有说清楚，这个问题是由程朱在辨明?理一分殊之义?时详细说明的，但是程朱又没有说明人的发展及其主体性问题，这个问题是由张载解决的。张载阐明了这样的观点：从宏观上讲，人的产生和成长是大自然运动的成果，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遵循并利用着自然规律，?人之与天，理气一也?，但从细的方面，即从?其切处?而言，人又有人伦，人以人伦而别于天，?而继之以善，成之以性者，父母之生我，使我有形色以具天性者也?，同时，人又是从人伦中理解了天，?即父母而溯，其德通于天地也，无有问矣?，离开了人伦，人便不能知天。将此说推而广之，我们会发现世界上的一切生物都是从其类的生存规律与秩序中来理解天的，即所谓?此其诚之必几，禽兽且有觉焉?。王夫之盛赞张载将?天人合一?与?理一分殊?发展为遵从天道而善待人事的完备的?天人相继?理论，而对程朱理学，王夫之则批评其?引而不发，未能洞示来兹也！?

　在人性问题上，王夫之对程朱理学同样有许多不满，认为程子将人性分为两个方面，即?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这是程子的功劳，但是程子混淆了人性与人的才能的概念，把人的才能当成人性，因而不能认清人性的相对稳定性，是张载把?才?与?性?区分开来的。关于?心性天?的问题，程子将其归于理要比异端将其归于?无?和人心要正确，但不如张载将其归于气更精当和符合实际。

　对于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论调，王夫之则完全反夫之的文艺美学思想中都留有十分明显的痕迹。比如王夫之通过对中国历代教育的研究，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指出诗歌礼乐等审美文化凝聚了天地间的?清刚粹美之气?，可以?养其未有用之心为有用之图?，并认为这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保持创造活力的必备条件，同时诗歌礼乐文化是?顺民之气而劝之休养?的最佳方式，因此诗歌礼乐等审美文化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生产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刘勰的《文心雕龙》对王夫之文艺美学思想的形成也是影响巨大的。虽然王夫之直接提到刘勰的地方不多，但却深得其精神，刘勰提出的?神与物游?、?敏在虑前，应机立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王夫之的现量观。

　大体而言，王夫之对孔孟、《毛诗序》、《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诗品序》、《诗品》、《沧浪诗话》、高启、汤显祖、祝允明、唐寅、蔡羽等的基本文艺美学观点持肯定态度，而对庄子、荀子、韩非子、司马迁、沈约、《诗式》、杜甫、韩愈、白居易、欧阳修、三苏、黄庭坚、陆游、前后七子、李贽、三袁等的文艺美学观点持分析批判的态度。王夫之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古典文艺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在于他能辨证地看待古人的理论思维成果。在《楚辞通释》、《古词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中，王夫之许多闪光的思想就是在对古代诗词的评点与分析中形成的。

　八、王夫之与佛老

　王夫之对佛教和老庄学说都作了深入研究，其研究的态度和且的十分明确，即?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见其瑕?。那么，为什么王夫之会以这样一种否定的态度来研究佛老学说呢？首先是哲学分歧所致。王夫之反对佛老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的传统性斗争的继续，这种斗争从根本上是不可调和的。如关于佛教的?三界唯心?说，王夫之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指出客观事物的存在并不由?吾心?所决定，而佛教却宣扬?三界惟心而心即界，万法唯识而识即法?，以?吾心?来取代客观世界与客观规律。其次，王夫之批佛老是出于与其争夺政治文化营垒的目的。佛教传人中国以后，迅速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并受到最高统治者的推崇，势力迅速扩大，在北魏时达于极盛，到明朝时虽已衰退，但仍然根深蒂固，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佛教对凡念诵梵语者，皆许以佛种，以致芸芸众生趋之如狂，即使是以儒者自居的高级文人也有不少或明或暗地皈依佛门。到明朝中后期，佛教结盟于新学，依托于 *** ，以新的姿态要与正统儒教分庭抗礼。王夫之在《显考武夷府君行状》中写道：?当万历年中，新学浸*天下，割裂圣经。依傍释氏，附会良知之说。先君子独根极理要，宗濂洛正传，以是七试乡闱不第。?从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因不肯附会新学与佛老学说竟七试不第可以看出，明朝后期的心学与佛教在当时社会与文化界的地位。因此，王夫之批判心学与佛教也是在为儒学争夺自己的营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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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祖归宗曾经是中国古代治学与品评人物经常使用而且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越是走向近代越是不适用了。随着社会交流的扩大，人的眼界逐步开阔，在治学方面拘泥于一、二个人物和学派的现象越来越少，就对王夫之学术思想渊源的探讨而论，早期的研究者注重从形式上推断其门派，后来的学者更倾向于从思想性质上分析其学术承继性，这表明后学中打破门户之见的风气日强，思想日趋开放。研究王夫之学术思想首先需要一个广阔的学术视野，因为王夫之学术语境之优良，学术思想立意之宏伟决非一般学者能比。历史赋予了王夫之以坐集千古之智的伟大机遇，而他也紧紧地抓住了这个机遇，从绝境中崛起，他相信中华民族最为优秀的文化虽然如西天的太阳在壮丽中沉落，但是，在经过漫漫长夜后一定能获得新生。他延续着中华民族文化的血脉，又在文化整合中进行着不懈的创造，以自己四十余年的心血融百家之长，成就了一种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实学。1905年11月11日出版的《东方杂志》载长篇文章盛赞王夫之学说与亚当斯密的学说东西辉映，西方社会推行斯密学说，所以?揭启新幕?，而中国社会之所以?日虞匮乏?，是由于没有宣扬王夫之的学说。此论虽然夸张，但其提出应给予王夫之学术思想以足够重视的主张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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